我会的，我当然会。

我在离职信上编了点这个年代没人可以拒绝的理由，鉴于莱斯利·霍尔的未婚情况，我直截了当的在信里编了个“要去结婚，对方的家在纽约”的理由。

这年头男方跟着女方的住所而辞职还不算什么常见的情况，于是我的辞职理由就这么传来传去变成“莱斯利警官被有钱人家的女儿看上”。我瞬间成了肖申克监狱中知名的“trophy boy”，富有魅力，年轻漂亮。哈德利不止一次上下打量我，以一种混杂着羡慕和鄙夷的眼神丢来轻蔑的“好运的小子”的问候，理查说“这也不算太差，不用养家就是最幸福的事”，而杨勒则怂恿我“在结婚前再去潇洒几次，那些有钱人可能没那么好应付”。

我应对不暇，只能悄悄告诉安迪“我在整个纽约最熟悉的女人是奥斯汀小姐，但她只看得上男模”。安迪听完后挑高了眉毛，含着笑用目光把我从头扫到脚，问：“那么，我什么时候能在杂志封面上见到由霍尔先生亲自试穿的新装发布？”

“哦天哪，”我哀叫一声：“那没人会买杂志和衣服了，我会破产的。”

安迪大笑出声：“我看不见得。”

大概是我的离开已经成为某种既定的未来，之前的许多沉默与欲言又止都随着相处时间的压缩骤然烟消云散。我学会了在值班之后，拐回办公室一小会儿，从大衣兜里拿走新买的糖果和一些新鲜的时令水果，到图书馆放到安迪面前。

在我这么做三四次后，他像是已经忍耐了很久，以至于喊我名字的时候笑意从眼尾蔓延开：“霍尔长官？”

“嗯？”我对他这么叫我深感疑惑：“怎么了？你要你的霍尔长官帮你往监狱里带东西？”

“我暂时没有那种需求。”安迪说：“只不过……humu……”

他到底没能说完那句话，在我疑惑的目光中，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于是我们一个去找书一个坐在桌边假装专心致志的看书，像什么被家长或者上司抓包的两个小孩子。

直到很久后我才知道，安迪上次收到这样的追求礼物还是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笨拙地爱着他，用很多不那么成年人的手段小心翼翼织构这一段感情。尽管某些思想实在卑劣，但当已经被改造数次，换上整洁桌椅，将灰尘打扫一空，结合了办公室工作间和教室与读书室多种用法的图书馆只剩我们两个人。而我在翻完新的一期时尚杂志后抬起头，恰好和安迪对上视线的那一刻时，在安迪脸上露出微笑的那一瞬间，我仍忍不住感慨，某些机缘巧合与现实的残忍令我这样笨拙又平庸的人也能一睹海底的珍宝。

我像窃贼般庆幸，亦如失主般遗憾。

在那份现实的重压彻底击碎那片强撑出来的，薄冰般的安静和稳定前，我们错过了太多本可好好相处的时光。那些愤怒，躲藏，猜疑，欲言又止的沉默和自以为是的尊重令这份感情步入正轨的那一刻已是暮色将至。但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执勤的时候进行短暂地发呆和想象，我会想象自己稍微勇敢一点，敢于冒犯，敢于更进一步。又或者安迪在最早的时候更倾向于特权，对我表现出一点点讨好和额外的期待。

可那不是我，也不是他。

那些流失的时光恰是安迪高尚的部分，也恰是那些或短或长的空白，令我每次见他都有所进取，且充满期待。

他是我的爱人，老师，教授，是放飞鸟儿的饲养者，是阳光下长在斑驳玻璃瓶中的雏菊。

是我愿意睁眼来看这片陌生又冰冷的美洲大地的初心，是我眼中永恒燃烧的野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