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外部已经开始风起云涌，而这件事的最高层的会议也在秘密进行。议事厅在九人会议中枢城的核心区，一栋没有标识的建筑里。建筑不高，只有三层，外墙是深灰色的石材，窗户很窄，像一道道眯起来的眼睛。门口没有岗哨，没有安检设备，没有任何能证明这里是整个星球权力中心的标志。但每一个从门口经过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不是因为知道里面有什么，是因为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不知道本身就是一种重量！
沈拓已经很久没有走进这个房间了。上一次是二十五年零四个月前，他站在同一扇门前，手里拿着8号计划的提案。那时候他头发是黑的，背是直的，相信程序、相信逻辑、相信数据充分就能说服人。那天他走出来的时候，提案通过了，五比四。五票赞成启动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意识实验，四票反对，没有弃权。他把127个人送进了那道紫色的天空。二十五年后，他站在同一扇门前，头发全白了。
门推开。
议事厅不大，九把椅子围着一张圆桌，没有主位，没有次位。圆桌是九人会议成立时选定的形制，意味着平等，意味着每一个位置到中心的距离都一样。平等从来不是距离的问题。二十五年前坐在这张桌子旁边的人，有人用圆桌来分摊责任，有人用圆桌来隐藏立场，有人用圆桌来确保自己在投票结果不利时可以声称“这是集体的决定”。
今天坐在这张桌子旁边的人，和二十五年前不完全一样。有几位已经不在了——不是因为年龄，是因为真相。一个人在知道自己签过什么字之后，很难再平静地坐在这里。他们选择了离开——不是辞职，是没有再出现在任何一次会议上。九人会议没有除名制度，只有“长期缺席”。六号，缺席；二号，缺席。剩下的七个人里，有三位是二十五年前就在的；有四位是后来补上来的，补上来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8号计划的全部真相。
沈拓走到圆桌前。他的位置不是原来的那个，原来的在四号，现在被另一个人坐了。他没有要求让开。他在墙边的一把旁听椅上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这把椅子不是给议事成员准备的，是给列席专家、记录员、偶尔被叫来问话的技术人员。他坐在那把椅子上，像一棵被移到墙角但仍然站着的树。
“沈拓。”一个声音从圆桌对面传来，三号审查官，那个在赵不二的会议室里被“公开审议”四个字逼成“暂缓审议”的人。他的声音和那天一模一样：平，冷，像刀背压在皮肤上，还没翻刃，但你知道它会翻。“你的动议：要求对8号计划进行公开听证，附议人···”他低头看了一眼面前的屏幕，“七号。”
议事厅里安静了一瞬，七号坐在圆桌的末位。他穿着深灰色的特使制服，领口的银色徽章上刻着“7”。二十五年前他签了127份体检报告，三个月前他站在老城区那栋居民楼里，对米文的爷爷说“这一次，我当没有来过”。今天他坐在圆桌旁边，在所有人都在等第一个附议者的时候，他举了手。他没有看沈拓，他只是在举手的时候，手指微微蜷了一下，那个姿势，和赵不二在会议室里站出来时一模一样，和陈渊在永安巷17号门口转身时一模一样，和所有沉默了太久、终于开口的人一模一样。
三号看着七号，目光停了一秒，然后他移开了，没有评论。“动议进入讨论程序。请提案人陈述。”
沈拓站起来，他没有走到圆桌前，他站在旁听椅旁边，站在议事厅最边缘的位置。他的声音不响，但每一个字都像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沉甸甸的，砸在这张圆桌的每一个座位上。
“二十五年前，在这间房间里，我提出了8号计划，五比四通过。”他停了一下。“127个人被送进镜界，124个没有回来，他们的意识，有些消散了，有些被污染了，有些主动锚定在别人身上，用自己的稳定性去保护那些更脆弱的人。他们不是数字。每一个人的名字我都记得。”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很旧，折叠处已经磨薄了，透光。守夜人抄的那份名单。
“米远舟，苏晚，陈渊，张德茂，陆川，沈渡，赵长河。”他念了七个名字，然后停下来。“剩下的一百一十七个，我今天不念。不是不重要，是每一个都重要。如果公开听证启动，我会一个一个地念，在这间房间里，在所有记录设备前面，把127个名字全部念一遍。让他们被听见。让他们不再是档案里一行被涂黑的字。”
他把那张纸放回口袋。
“动议内容：第一，对8号计划的立项、执行、后果进行公开听证。第二，公开第一批127人的完整名单和接入记录。第三，对现有内测版接入者进行独立的医学和伦理审查。第四···”他停了一下，“追究二十五年来以‘国家安全’为名销毁档案、强制接入、隐瞒医疗风险的全部责任。”
议事厅里的安静变了质。不是那种等待的安静，是那种所有人都在重新估算彼此的安静。有人在看自己的手指，有人在看桌面上的木纹，有人在看三号审查官的嘴唇，等它张开，说出“驳回”或“暂缓”或任何一个把这道门重新关上的词。
三号没有说“驳回”，他说的是一句更危险的话，平，轻，像刀刃平放在皮肤上，还没切，但压下去了。
“公开8号计划会引发公众恐慌，破坏人类社会对九人会议的信任基础。”他抬起眼睛看着沈拓，目光像刀尖点过皮肤，不是切，是确认位置。“沈拓，你愿意为这个后果负责吗？”
议事厅里所有人的呼吸都变轻了。不是屏住，是压浅了，像一群在深水里的鱼，感觉到水面上的光突然变了。
沈拓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旁听椅的扶手上。那把椅子很旧了，扶手上的漆已经磨掉，露出下面发白的木头。“二十五年前，”他说，“我们以‘保护公众’为由封存了档案。二十五年后，我们还在用同样的理由，如果信任的基础是隐瞒，那这个基础本来就是空的。”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空的东西，不需要等它塌。它从一开始就没有站住过。你问我愿不愿意为后果负责——我已经负了二十五年。接下来的，我也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