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天气预报。内容五花八门——今天是“天晴，适合出门走走”，明天是“有雨，带伞”，后天是“降温，多穿”。有时候会加一句“昨晚睡得好吗”或者“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但大多数时候只是简简单单的天气信息，像一个定时闹钟，每天准时响起。

沈未央开始回复他了。不是每一条都回，但隔三差五会回一句。有时候是一个“好”字，有时候是一个“收到”，有时候是一个她随手拍的照片——茶餐厅的奶茶、码头上的海鸥、劏房窗外那片维港的夜景。她不知道这些照片有什么意义，只是想让他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在哪里，她还活着。

有一天，她收到了一条不一样的消息。

不是天气预报。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天星小轮的码头，角度很特别，像是从船上拍的。海面上波光粼粼，远处的中环写字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照片下面配着一行字：“今天路过，想起了你。”

沈未央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她想起了父亲，想起那个他从来没有兑现的承诺——带她去坐天星小轮。她忽然很想坐一次。不是为了什么，只是想坐在船上，看看海，看看这座城市。

“你什么时候路过那里的？”她问。

“今天早上。”

“去干什么？”

“去见律师。讨论判决后的事宜。”

沈未央的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很久，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再打，再删。最后，她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判决那天，你会去吗？”

“会。”

“那我也去。”

“好。”

等待的第十五天，沈未央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方志宏打来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庭审时轻松了一些，但依然带着那种律师特有的谨慎。

“沈小姐，法院那边有消息了。下周一上午十点，宣判。”

沈未央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我知道了。”

“沈小姐，不管结果如何，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谢谢你，方律师。”

“不用谢。替死者讨回公道，是我的工作。”

挂了电话，沈未央坐在资料室的椅子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下周一，还有三天。三天之后，一切都会有一个结果。傅承邦会被判有罪还是无罪？会在监狱里度过多少年？傅氏集团会怎么样？傅承洲会怎么样？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三天之后，这十一年来的等待，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她拿起手机，给傅承洲发了一条消息。

“下周一宣判。”

对面过了十几秒才回复。不是秒回，是过了十几秒。那十几秒里，沈未央看着屏幕上“对方正在输入”的字样闪了又灭、灭了又闪，像是在犹豫该说什么。

最后发来的只有四个字：“我知道了。”

没有感叹号，没有多余的情绪，只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可沈未央从那四个字里，读出了很多他没有说出口的东西。他在紧张，在害怕，在等一个他不知道是好是坏的结果。他和她一样，只是一个在等判决的人。不管他姓什么，不管他有多少钱，不管他在法庭上说得多么镇定自若——在命运面前，他和她，是一样的。

等待的最后一天，沈未央去了一个地方。

观塘码头。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一个人坐了很久的地铁，穿过那些她熟悉的街道，走到了那片她熟悉的海边。二十年过去了，码头变了很多。傅氏船厂的原址上建起了一片新的写字楼和商场，完全看不出当年的痕迹。可她认得那些海，那些风，那些天星小轮拉响汽笛时的声音。

她站在码头的栏杆前，面朝大海。海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飞起来，遮住了半张脸。

“爸，我来了。”她对着大海说，声音很轻，轻到只有自己能听见。“明天就宣判了。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不管怎样，我都会接受。因为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查了能查的所有证据，说了能说的每一句真话。剩下的，交给法官。”

“爸，你在天上，保佑我吧。不是保佑我赢，是保佑我有勇气接受任何结果。”

海风把她的声音吹散了，吹到海面上，吹到天星小轮的船身上，吹到那些她看不见的、很远很远的地方。

她在码头站了很久。久到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久到维港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久到她的腿有些发酸。她才转身离开。

回到劏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打开门，开了灯，把包放在桌上。桌上放着一个纸袋，她出门前还没有。她愣了一下，打开纸袋——里面是一个菠萝包，还热着，上面贴着一张便签纸，写着四个字：“明天见你。”

不是“明天见”，是“明天见你”。多了一个“你”字，整个句子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不是普通的告别，是一种承诺——我会来的，我会在你身边，不管明天发生什么，你都不是一个人。

沈未央捧着那个温热的菠萝包，在桌前站了很久。然后她坐下来，一口一口地把它吃完了。趁热吃的，软软的，甜甜的，和二十年前那个被雨淋湿的、凉透了的、硬邦邦的菠萝包，完全不一样。可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这两个菠萝包的味道，是一样的。一个是救命的，一个是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