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过后的第五天，沈未央收到了一条陌生的短信。

号码没有存过，归属地显示境外。她盯着那个陌生的号码看了几秒，心里隐约有一种说不清的预感，不是害怕，是一种奇怪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等着她的感觉。她点开短信，内容只有一行字：“沈小姐，我是林文龙。方便通话吗？”

林文龙。这个名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她的生活里了。自从他在法庭上作证之后，就回了新加坡，再也没有消息。沈未央有时候会想起他，想他在新加坡过得怎么样，有没有被吊销执照，有没有被人报复。但她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也不知道该怎么联系他。现在他主动找上门来了。

她回了一个字：“好。”

短信刚发出去，手机就响了。

“沈小姐，好久不见。”林文龙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和半年前在法庭上差不多，平稳的，带着一种职业经理人特有的审慎，但比那时候多了几分松弛，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

“林先生，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还好。”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比在法庭上轻松多了。不用担心被人调查，不用提心吊胆。虽然公司没了，执照被吊销了，但人还在，钱也剩了一些。够活。”

沈未央听着他说话，感觉他整个人都变了。以前的林文龙是一个被恐惧包围的人，每一句话都像是在权衡利弊，现在他说话的语气轻松了很多，像是终于放下了那个压在心头很久的包袱。“你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

“有两件事。”林文龙说，“第一件，我要走了。”

“去哪？”

“加拿大。我哥哥在那开了个餐厅，请我去帮忙。洗碗也好，端盘子也好，做点正经事。离金融远一点，离过去远一点。”

沈未央沉默了一会儿。“那第二件呢？”

“第二件……”林文龙停顿了一下，“沈小姐，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在法庭上我没有说，因为我怕影响判决。但现在已经判了，傅承邦也上诉被驳回了，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

“什么事？”

“当年给你父亲递信的人，是我。”

沈未央的手指微微收紧。“什么信？”

“1997年6月，有人通过我在香港的一个中间人，把一封信转交给你父亲。信的内容是警告他，让他不要再查傅家的账，否则会有性命之忧。你父亲没有理会那封警告信，他继续查，继续查，查到了更多，然后把证据交给了傅承洲。”

“那封信是谁写的？”

“写信的人，我至今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是谁指使的。”林文龙的声音低了下去，“是傅永年。”

沈未央握着手机的指节泛白。傅永年。傅承洲的父亲。那个已经死了三年的人。“你怎么知道是傅永年？”

“因为那个中间人后来告诉我，他是替傅永年办事的。傅永年本来不想杀你父亲，他想吓唬他，让他收手。但你父亲没有收手，傅永年拿他没办法，最后只能把事情交给了傅承邦处理。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沈未央闭上眼睛。她的脑子里很乱，像有千百条线在同时缠绕，但有一条线格外清晰——她父亲在死之前，收到了警告信。他可以选择收手，可以保住自己的命，但他没有。他选择了继续查，选择了把证据交给傅承洲，选择了死。她不知道该说他傻，还是该说他勇敢。

“沈小姐，你在听吗？”

“我在。”

“我知道这件事改变不了什么。傅永年已经死了，傅承邦也判了。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告诉你。你父亲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收到了警告信，还是选择了继续查。”

沈未央深呼吸了一下。“谢谢你，林先生。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不用谢。我在法庭上做的那些事，有一部分是为了我自己。但这件事，是纯粹的。你父亲值得被记住。他做的事，配得上‘英雄’这两个字。”

“林先生，你去加拿大之后，还会回来吗？”

“不知道。也许不会了。但不管在哪，我都会记得香港，记得那个在码头上蹲着的小女孩。”

沈未央的眼眶红了。“谢谢你。”

“不客气。沈小姐，保重。”

“你也保重。”

她挂了电话，站在窗边看着维港的海面。天阴了，云层压得很低，海面上起了薄雾，对岸的写字楼在雾里若隐若现，像是隔着毛玻璃看世界。她握着手机，把刚才的对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警告信，傅永年，林文龙的中间人。这些碎片她早就在心里拼过了，只是现在又多了一块。她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已经不需要知道更多了，可当真相真的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的心还是紧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