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苏屿把周建明的信息整理了一下，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雷刚。

雷刚拿着纸条看了半天。

“这纸条跟地下党传递情报似的，”他说，“你谍战片看多了吧。”

苏屿没接这个话茬，“你打算怎么办？”

雷刚想了想：“直接找周建明不现实，咱够不着。怎么把赵哥在长宁街处境不好的消息散播出去呢？”

“让阿杰传话。阿杰在星河干了四年，他跟赵哥身边的人有来往，赵哥身边的人跟浦东那边也有来往。一条线牵着一条线，消息自然就到了。”苏屿看着他。

“那倒是。”雷刚把纸条折好揣进口袋，“行，我去找阿杰——你别再私下里去找他了。我去就行，这毕竟是我的剧场。”

苏屿想了想，点了头，“但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那边有什么情况，都要告诉我一声。”苏屿的眼睛里有一种认真——让雷刚心里发紧，“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不能从你这里知道，那就只能去找他了。”

雷刚看着他。苏屿站在窗边，逆光。阳光从他身后照进来，把他的轮廓勾勒成一道黑色的剪影。

“行。”雷刚说完这句话后就出门了。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苏屿没看。

第三次震动之后，他把手机掏出来。是一条短信。号码没存，但他认识。

“小屿，妈这个月手头紧，你那边能不能先缓缓？”

苏屿看着这条消息，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把手机翻过去扣在膝盖上，然后慢慢躺下来，面朝墙壁。

他妈不欠他什么。

苏屿在心里把这句话默念了一遍。他爸走后，他妈改嫁了，小本生意不好做，那个男的染上了赌博，十五年，从小赌到大赌，从麻将桌到地下赌场，最后欠了一屁股债。在苏屿大二那年，很久不联系的他妈，突然给他打了电话。说那个人跑了，没留一句话，就像人间蒸发一样。讨债的人找不到他人，就找到他妈。他妈卖了房子，搬了三回家，最后在电话里哭着对苏屿说：“小屿，妈真的没办法了。”

苏屿说：“我知道。”

那是他最后一次和他妈通电话，两个人都已经精疲力竭了。苏屿转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勉强维持的生活。他妈现在昆山一家电子厂打工，月薪四千五，房租去掉一千二，吃饭去掉一千，剩下两千三还要还债。没有每个月找苏屿要钱已经是极限了。

三百块。

苏屿闭了闭眼。

他从床头摸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几板药片——布洛芬、双氯芬酸钠贴、还有一管扶他林软膏，他的右膝和脚踝隐隐作痛。

他挤了一截药膏在掌心，弯下腰去揉膝盖。

动作很熟练。掌心贴着髌骨下方，以旋转的方式按揉，从外侧到内侧，再沿着胫骨上端往下推。药膏揉进皮肤里，凉丝丝的。他把腿伸直，靠在墙上，等药效慢慢渗进去。

手机又亮了。

不是他妈，是“有戏”剧场的排班群。雷刚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明天下午两点走台，小陈的段子要换三个包袱，灯光跟着调一下。”

下午一点半，苏屿到了剧场。

他推开后台的门，老周已经在了，蹲在舞台左侧调灯轨。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顶的头发剃得很短，他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的烟，眯着眼看头顶的灯架。

“周叔。”苏屿打了声招呼。

老周头也没回：“来了。”

“嗯。”苏屿应了一声，把背包放在后台角落的椅子上，拉上拉链，然后走到舞台边上，抬头看了看灯轨。

老周调的是三号灯——那盏帕灯的角度一直不太对，打在舞台中央偏左的位置，演员站C位的时候脸上会有一道阴影。

“三号灯往右偏十五度，仰角降两格。”苏屿说。

“成。”老周把没点的烟从嘴里拿出来，夹在耳朵上，“年轻人的眼睛就是好使。”

苏屿没接话。他走到观众席，从最后一排往前走到第三排，在每个座位的角度都停了两秒，确认灯光覆盖没有问题。然后他又回到后台，检查了一遍音响设备的接线——他习惯了把所有东西都确认一遍才安心。

两点整，小陈到了。

小陈现在是“有戏”的驻场脱口秀演员，二十六岁，瘦高个，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语速极快。他从后门进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袋生煎，嘴里还在嚼，含含糊糊地跟苏屿打招呼：“苏哥，今天不是休息吗？”

苏屿摇头。

排练进行了两个小时。苏屿坐在后台，面前摊着一张舞台平面图，上面标注着每个节目需要的灯光位置、音响参数和道具摆放。

排练结束是下午四点。小陈走了，老周去锁灯控室的门。后台只剩苏屿一个人，他把平面图折好放进背包，拉上拉链，站起来的时候右膝盖又疼了一下。

他走出去的时候在门口看见了一个人。

一个中年女人，四十出头的样子，穿着一件碎花连衣裙，手里拎着一个保温壶。她蹲在地下室走廊的地上，背靠墙壁，像是等了很久。

“妈。”苏屿停下脚步。

女人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个小心翼翼的笑容：“小屿。”

苏屿的母亲叫陈秀兰。她的头发比电话里看着又白了一些，眼角的皱纹也深了。她在昆山电子厂打工，每天站十个小时的流水线，手上全是细小的伤口——焊锡烫的。

“你怎么来了？”苏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