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目相对。

咘疚琼看着肖文邦，看着那张虚伪的笑脸，一字一句，清晰地说：“他说的，都是真的。”

肖文邦的笑容僵了一瞬。很短暂，几乎看不见。但咘疚琼看见了。

“你对我做的那些事，”咘疚琼继续说，声音不可避免地发抖，但没停下，“都是真的。”

“原告，”审判长开口，“请具体说明。从你记忆中最清晰，证据最充分的事件开始。”

咘疚琼闭上眼睛。两秒后睁开，目光重新聚焦在审判长脸上，避开了被告席。

“79年7月15日，晚上九点五十。在客厅。肖文邦喝了酒回来，因为我期末考试成绩不理想，用皮带抽我的背。抽了……大概六七下。皮带是黑色的，金属扣，大概三指宽。”

“当时你母亲在吗？”

“在。她拉他，被他推开了，撞在茶几上。”

“事后如何处理？”

“没处理。我自己用冷水冲了背，第二天去上学，坐不下去，站着听课。一周后淤青才消。”

“有证据吗？”

“有。我母亲当时偷偷用手机录了音，虽然模糊，但能听清他的骂声和皮带声。照片……当时没拍，但大学室友见过我背上的淤青，可以作证。”

审判长记录，然后问：“78年3月，烟头烫伤事件，请描述。”

咘疚琼的呼吸滞了滞。

“那天……他心情不好。我在房间看书，他进来，说我‘装模作样’。手里拿着烟，直接按在我左小臂上。”他抬起左手，指了指内侧一个位置，“这里。当时起了水泡，后来留了疤，大概指甲盖大小，浅褐色。”

“为什么不就医？”

“他不让。说‘一点小伤，矫情什么’。我自己用牙膏涂了涂。”

“疤痕现在还在？”

“在。”

审判长看向陈恪。陈恪立刻从证据袋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书记员。书记员转呈审判长。

照片是特写，左小臂内侧，一个浅褐色的圆形疤痕，边缘不规则。

“被告方，对此有何意见？”审判长问。

肖文邦的律师站起来：“审判长，首先，照片无法证明伤痕形成时间和原因。其次，即使有伤痕，也无法证明是肖文邦先生所致。原告完全可能自己不小心烫伤，或者……为达到某种目的，自行制造伤痕。”

咘疚琼的拳头在桌下攥紧。

“我没有。”

“原告，请控制情绪。”审判长看了他一眼，然后对律师说，“被告方的质疑法庭已记录。是否申请对伤痕进行鉴定？”

律师犹豫了一下：“……我方保留权利。”

审判长点头，继续问咘疚琼：“关于经济控制。你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来源是？”

“大部分是我自己打工，小部分是……他给的。大一一共给了五千，条件是寒假必须回家。大三给了三千，条件是毕业后在汀水工作。我没答应，他就再没给过钱。”

“有凭证吗？”

“银行转账记录，陈律师已经调取了。”

“你母亲对此什么态度？”

咘疚琼沉默了。许久，才低声说：“她偷偷塞钱给我。让我……别回来。”

法庭里很安静。旁听席上有人轻轻叹息。

审判长看着他，“关于你母亲提供的录音证据。你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录制的吗？”

咘疚琼摇头。

“不知道。她没告诉我。直到……陈律师拿到证据，我才知道她留了这些。”

“你相信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吗？”

“相信。因为她是我妈。她不会害我。”

咘疚琼继续作陈述。

从高三下学期暑假，那个令人窒息的午后，妈妈靳若合和生父咘符节，他避开了那个名字，只说“父母离婚”。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后不久，肖文邦第一次以“有意结婚的男友”身份出现在家里。

肖文邦的管教，从过问成绩，干涉交友，到对他偶尔晚归，与同学来往过密的，充满侮辱和猜忌的盘问，训斥。

再到第一次实质性的暴力，因为他“顶嘴”，肖文邦“失手”推了他一把，他后脑撞在茶几角上，眼前一黑，短暂的意识模糊，和事后肖文邦带着“歉意”和“都是为了你好”的解释，以及妈妈靳若合红肿含泪，却只能沉默着为他处理伤口的夜晚。

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频率越来越高，借口越来越荒谬，手段也越来越“熟练”。从推搡，到耳光，到用皮带抽打小腿，后背，到用晾衣架，用书本，用随手抓到的任何东西……

酒后的暴力尤其频繁和严重，皮带扣砸在额角留下的疤痕，酒瓶碎裂在脚边飞溅的玻璃碴划破的小腿，被踹中腹部后蜷缩在冰冷地板上，几乎窒息的剧痛和眩晕……

他一件件地说。声音发哑，语调平稳得近乎诡异，像是在背诵一份与自己无关的，冰冷的流水账。

没有渲染，没有哭泣，甚至没有太多的情绪起伏，只是用最简短的最直接的词语，描述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然后是后果。

法庭里寂静。只有咘疚琼平稳陈述声敲打着耳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