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渊第一次到苏黎世，是四年前的冬天。

那阵子他刚拿下一个商业地产的项目，忙了整整半年，瘦了将近十斤。

母亲周若玫说这样下去不行，要他出去走走。

他说了句好，然后让秘书随便买了张机票。选苏黎世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航班时间比较合适。

到的第二天，他在老城区闲逛。

那天天气很冷，石板路上结了一层薄霜，走上去能听见细碎的声响。

他路过一间画廊，门脸很小，门口立了块黑板，用粉笔写着展览的主题。

凌渊不懂摄影。凌家的生意从建材市场起步，父亲凌康年那辈人看图纸比看照片多。

他自己学金融，上了大学就跟着凌康年做生意。

他的人生里没有审美训练这一项，所有判断都基于数据和回报率。

但他还是走进去了。

展馆里人不多，三三两两，很安静。

墙上挂着照片，下面标了编号和标题，没有太多的说明。

他一张一张看过去，走得很慢，也说不上对这些照片喜不喜欢。

走到最里面那面墙，他停下来。

那里挂了一个系列的四张照片。拍的是一片拆迁现场，砖石散落一地，钢筋从水泥块里戳出来，灰扑扑的。

每一张照片的角落里，都有同一种野花，黄的，很小，从砖缝里长出来。

第一张，它被压在碎石下面，只露出一点花瓣。

第二张，它从缝隙里探出半截茎。

第三张，它歪歪斜斜地立起来了。

第四张，它开了。

凌渊在那四张照片前面站了很久。

他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

他想起自己十八岁那年，考上了国内最顶尖的学府。

但凌康年的公司资金链断裂，他没有再要生活费，而是周末接四份家教。

他有一回发高烧，站在公交车站等车，腿软得站不住，蹲在路边。

他看着地上的砖缝，心里想的是，他不会倒在这里。

后来，他和凌康年一起，用了两年时间把集团做回正轨，甚至比从前更大。

所有人都赞扬他年轻有为，觉得他是凌家的顶梁柱。

他从来没跟任何人诉苦，当然也不会有人问他，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而此刻，在苏黎世一间不起眼的小画廊里，一个他素未谋面的摄影师，用四张照片把他刻骨铭心的几年时间讲完了。

他低头看照片下面的标签。摄影师的名字是英文，Pepe。

他记住了。

后来他查过，这个摄影师是中国人，在苏黎世留学，学视觉艺术。

网上信息很少，零星的几篇报道和一个几乎不更新的个人网站。

网站里有一些作品，风格统一，拍废墟，拍旧工厂，拍被遗弃的村落。

所有画面都是灰破冷，但每一张里都有活的东西。

一株草，一只鸟，一个人影，一扇亮着灯的窗户。

甚至是，一束从破屋顶漏下来的光。

它照在一根野草上，照在一截断墙上，照在一滩积水里。

真正见到裴培本人，是半年后的事。

他第二次去苏黎世出差，合作方请他吃饭，餐厅在湖边。

他到得早，远远看见一个女孩从马路对面走过来。

她穿一件深蓝风衣，背一个很大的帆布包，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素着脸。

她坐在隔壁桌子。凌渊看了她一眼，没太在意。

她不是那种让人一下记住的长相，五官淡淡的，眉眼温和。

后来合作方到了，刚好认识她，打了招呼。凌渊才知道，她就是裴培。

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凌渊隔着一张桌子观察她，听她和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话。

裴培话不多，大部分时间在听别人说。有人问她摄影的事，她就答几句；有人开玩笑，她也跟着笑，眼睛弯弯的。

他觉得她身上有种东西，很沉静，像水底的石头，又像那株在裂缝里生长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