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同意书的面询在当天下午继续进行。

第二个走进康复室的是一个老人，六十多岁，头发白了大半，但梳得很整齐。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别着一枚很小的徽章，太空基地第一批地勤人员的纪念章，边缘磨得发亮，上面的字已经快看不清了。他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顶同样洗得发白的帽子，手指在帽檐上来回摩挲。

陆远站起来，拉开椅子。老人摆了摆手，没有坐。他站在桌子前面，看着桌上的煤油灯，看着那叠空白的知情同意书，看着那支药师父亲留下的旧钢笔。他看了很久，然后把帽子放在桌角。

“我叫周远志。”他说，声音很低，带着老城区特有的口音，尾音往下沉，像每一个字都在地上滚过一圈才出来。“六十二岁，原住民，退休前在老城区供电站做线路维护。”

赵不二看着他。他记得这个人，不是记得名字，是记得他的脸在听证会的观众席上，坐在早点铺老板娘旁边，手里攥着一顶深蓝色的帽子，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想进去找我老伴。”周远志说，他把知情同意书拿起来，翻到最后一页。他没有看前面那些关于针眼、关于意识复制、关于记忆缺失的医学解释，而是直接盯着那三个空白的方框。他翻回第一页，又从第一页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看，看得很慢。他的嘴唇在动，像在跟着默念。

康复室里很安静。煤油灯的火苗在玻璃罩里安静地燃着，不跳不晃。赵不二把知情同意书拿起来，翻到医学解释那一页，把针眼的病理学分析、意识复制的临床统计、长期接入对睡眠和自我认知的潜在影响一条一条地念了一遍。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周远志听完了。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老伴叫陈桂兰，第一批127人，编号我记不清了。我把她送进发射塔之后，整整二十五年没见过她。地面上的同事说她是任务意外，连遗体都没有。我不信，但我不敢问。我有儿子，有孙子，我怕问了之后连他们也被带走。”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很粗糙，指节突出，手背上全是老年斑，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黑色油渍。他把手翻过来，手心朝上，把手腕亮出来。那上面没有针眼。从没有接入过的、干干净净的皮肤。

“我从来没进过那个游戏。”他说，“不是不敢，是不知道进去就能见到她。前阵子听证会那天，我坐在后—你们念的那些名字里，我听到了她的。编号077，陈桂兰。退出日期空白。”

他说完这句话，把帽子从桌角拿起来，攥在手心里，不说话了。

陆远把知情同意书推到他面前。“你知道接入的风险吗？你这个年纪，第一次接入，意识波动会比年轻人更剧烈，退出后可能会有比较长的恢复期，部分记忆可能出现混乱，你还可能会看到一些让你非常难受的东西。”周远志把帽子放在桌上，拿起笔，在知情同意书的签名栏写上自己的名字，没有犹豫。“我活了六十多年，”他说，“该难受的都难受过了。我现在只想告诉她，儿子结婚了，孙子会叫奶奶了。家门口那棵桂花树还在，每年八月开得满院子香。”

赵不二把笔放下，看了看陆远。陆远也看了看他，两个人交换了一个很轻的点头。然后赵不二在第一个方框里盖上了印章。陆远在第二个方框里盖上了印章。郑前的电子印章在第三个方框里亮了一下，同步落印。三枚印章压在同一条线上。

周远志把知情同意书的副本接过来，仔细地叠好，放进工装的内袋里。然后他拿起帽子，对三个人微微欠了欠身。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没有回头。“赵总管。”他说,赵不二抬起头。“你爸叫赵长河，我记得,编号091。我给他送过饭,那批人进发射塔之前，食堂给他们做了最后一顿饭，四菜一汤，红烧肉，排骨，清炒时蔬，番茄蛋汤。赵长河吃完之后，把盘子端回窗口，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周远志。他说谢谢你，老周，我儿子还没出生，等他长大了，我让他来跟你道谢。”

赵不二站起来，椅子往后滑了半寸，发出一声很轻的摩擦声。他站在那里，手背在身后，手指攥得很紧，攥到指节发白。周远志没有等他回答,他把帽子戴在头上，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很安静。周远志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他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旁边，站了片刻。窗外是科技城的湖面，淡蓝色的，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然后他继续走，走到电梯门口，按下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