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锤子。”林远的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我在她家楼下等她，她回来的时候我跟她上了楼。我站在她家门口，她开了门，没来得及关上，我就进去了。她看到我，问我怎么来了，我说有事找你。她没防备我，转身去倒水，我从后面用锤子砸了她的头。她倒下去了，没有立刻死，还在动。我又砸了几下，她就不动了。”

“然后呢？”

“然后我在她家坐了一会儿。我想了很多事情，想我们高中的时候，想晓棠还在的时候。后来我想，不能把她放在这里，会被人发现。我把她的头和四肢切了下来，分开装在不同的袋子里，扔到了不同的地方。躯干用垃圾袋装了，开车拉到了城东那个废弃工地。”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林远看着周队，目光里的东西变了。不是愤怒，不是悲伤，像是被压抑了很久的火山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口的、灼热的、滚烫的流体。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带着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重量。

“因为她该死。”林远说，“她十一年前就该死了。她活到现在，是上天瞎了眼。”

秦安玉的手指在桌面下握成了拳头，但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十一年前，孟晓棠的事，你知道多少？”她问。

林远的目光从周队的脸上移到了秦安玉的脸上。他看着她的眼睛，像是在确认她是不是真的想知道，还是在走程序。

“我知道一切。”林远说，“因为晓棠是我女朋友。她受了欺负，回来跟我说，我去找老师，老师不管。我去找学校领导，学校领导说会处理，结果什么都没做。我去报警，警察来了，问了几句话就走了，说证据不足，立不了案。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什么人都找过了，没有一个人能帮她。”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愤怒。那种愤怒不是冲动式的、一时激愤的那种，而是经过十一年沉淀和发酵之后变得浓稠而滚烫的、像岩浆一样的东西。

“她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哭着说她不想活了。我每天晚上安慰她，跟她说再坚持一下，高考完就离开那个地方了。我跟她说，我们考同一所大学，毕业后结婚。我让她把她的头发剪了一缕，我也剪了一缕，装在两个荷包里，一人一个。”

林远的右手无意识地伸进衣服领口，从脖子上拉出来一个小布袋。布袋是红色的绸布做的，已经褪色了，边缘磨损，但缝得很结实。他把布袋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指节泛白。

“她答应我要撑下去的。”林远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但她没有撑住。那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说她撑不下去了。我说你在哪，我去找你。她说不用了，她说这辈子对不起我，下辈子还。她挂了电话，我打过去，没人接。我从家里跑出去，跑到她家楼下，她家的灯是亮着的，我叫她的名字，没人应我。我冲上楼，门锁着，我把门撞开，发现没有人，等我跑到学校，就看到她挂在吊灯上，她已经不在了！”

审讯室里安静了很久。秦安玉听到周队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那口气很轻，但在安静的空间里听得很清楚。

“你说警察来过，是哪个派出所？”周队问。

“城东分局下面的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问了我和晓棠的爸妈几个问题，做了笔录，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过了几天，派出所通知晓棠的爸妈，说案子结了，排除他杀，是自杀。没有立案，没有调查，没有人去学校问过那些欺负她的人，什么都没有。”

周队在笔录纸上写了几行字，字迹比平时潦草了一些。“所以你就自己动手了。”

林远把那个红色的小布袋重新塞回了衣服里，动作很轻，像是在放一件极其珍贵的、经不起任何磕碰的东西。他的手指从领口抽出来的时候，指尖微微发红，像是被布料磨了一下。

“我等了十一年。我考上了大学，读了设计，工作，升职，买了房，买了车。我过了一个正常人应该过的所有生活。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会在心里跟她说一句话。我说，晓棠，今天我又做了一件事，离帮你报仇又近了一步。”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

“从她死的那天晚上就开始想了。但那时候我没有能力，我没有钱，没有人脉，我连她那些欺负她的同学在哪都不知道。我等了十一年，等到了江雨的消息，等到了刘安平和王晓萍的消息。我等不下去了。”

“江雨是你第一个下手的？”

“是。因为她是亲自动手最多的人。晓棠身上的伤，大部分是她打的。她还把晓棠堵在厕所里，把晓棠的衣服扒了，拍了照片传到网上。晓棠不敢跟任何人说，因为刘安平说过，要是敢说出去，会让更多的人来找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