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风还带着冬天的尾巴。

沈砚的屋子在这几个月里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小到如果不仔细看根本不会发现。厨房的调料架上多了一瓶生抽和一瓶醋，都不是什么好牌子，但至少不再只有老干妈了。冰箱里多了一袋冷冻水饺和一盒鸡蛋，水饺是超市促销的那种，包装袋上贴着一张橙色的打折标签。

沙发罩换过了。不是新的，是她从衣柜深处翻出来的一块墨绿色的旧毯子，对折了两面铺在沙发上，把那些洗不掉的污渍盖住了。毯子的边角有线头，她用剪刀剪过一次，剪得不太好，有一处剪出了一个小洞，她拿透明胶带从背面贴上了。

透明胶带。我趴在沙发扶手上看着那块胶带，心想这个人类解决问题的方式真是充满了临时感。破洞了用胶带贴，漏水了用毛巾塞，难过了就去淋雨。她从来不想着怎么彻底地修好什么东西，好像她从不相信自己会在这个地方待很久，所以不值得大动干戈。

但她在慢慢变好。

这个判断不是基于什么戏剧性的事件，而是基于一些极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细节。比如她开始记得关厨房的灯了。比如她洗碗的时候会哼歌，虽然还是那两句，断断续续的。比如她每天早上看向门口的那两秒钟，从三秒变成了两秒。

减少了整整一秒。不多，但够我记下。

二月十九日那天，我醒来的时候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光线是一样的，初春的阳光还不算慷慨，从窗户照进来的时候带着一层薄薄的青色。温度也是一样的，暖气早就停了，屋子里凉飕飕的，但还没有冷到需要开空调的地步。气味也是一样的，洗衣液、旧木头、还有沈砚皮肤上那种淡淡的坚果味。

但猫的感觉比这些更微妙。我能感觉到空气的“纹理”变了，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遇到了河床上的一块石头，水流的节奏被打乱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平的，但下面有什么东西在改变方向。

沈砚比我早起。

这不太寻常。她通常是闹钟响了又响才肯从被子里爬出来的人，但今天闹钟还没响，她的卧室门就开了。我听到她赤脚踩在地板上的声音，然后是卫生间的水声，然后是衣柜门打开的声音，然后是衣架碰撞的声音。她在挑衣服。不是平时那种从柜子里随手拽一件就穿的方式，是真的在挑，拉开衣柜门，停顿了一会儿，衣架滑动，又停顿了一会儿，又滑动。

我从沙发上跳下来，走到卧室门口。

她从衣柜里拿出了一件白色的衬衫。那件衬衫我见过，挂在衣柜最里面，被防尘袋罩着，从来没穿过。她把防尘袋取下来，抖了抖衬衫，举到身前，对着穿衣镜照了照。

然后她放下了。

不是不喜欢。是她看到了什么别的东西。

她把衬衫挂回去的时候，手指在衣架上多停留了几秒。然后她关上衣柜，选了一件灰蓝色的毛衣，和一条黑色的裤子。比平时整齐，但不像是在刻意打扮。

她在做准备。

什么准备？我不知道。

她蹲下来摸我的眉心的时候，和平时不同。平时她是认真的、专注的，好像摸猫是她一天中最重要的事。但今天她的手虽然在做摸我的动作，心思却在别的地方，目光落在很远的地方，穿过了窗户、穿过了香樟树、穿过了对面楼的屋顶，落在了一个我看不到的点上。

“焦糖，”她说，“今天不加班，我早点回来。”

意思就是，今天有什么事要发生。

她出门以后，我开始寻找线索。

气味是第一来源。我跳上她的床，把鼻子埋进枕头里。枕套刚换过，洗衣液的味道盖住了一切，但枕头芯子里还残留着一些旧的气息。我深深地嗅了几次，从那些层层叠叠的气味里分离出了一样东西——不是枕头上的，是从她今天穿的那件灰蓝色毛衣上飘散出来、又落在了床单上的。

一种我不熟悉的气味。

不是她常用的洗衣液，不是浴室里的香皂，不是超市里那种打折的护肤品。这是一种更淡的、更昂贵的气味，带着一点花香，又有一点木质调的基底，像是某种专门调配过的、有名字的东西。她平时从来不用这种气味的东西。这罐东西应该是放在某个抽屉的最深处，今天第一次被打开。

香水。

她今天用了香水。

沈砚，一个在超市买打折水饺、用透明胶带补破洞、冰箱里永远只有过期货物的女孩，今天用了香水。衣柜里那件穿防尘袋罩着的白衬衫，那瓶藏在抽屉深处的香水，这些都是她为某种“时刻”准备的东西。而这个“时刻”，就是今天。

下午的巡检比平时更仔细。

我检查了每一个房间，闻了每一个角落，想找到更多的线索。餐桌上有她早上留下的杯子，杯底有一层没冲干净的速溶咖啡渍。咖啡因含量不足以支撑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所以她今天大概没怎么喝——或者说，喝了但没喝完，心思不在上面。

书桌上那台合着的笔记本电脑旁边，放着一支笔。笔帽没盖，笔尖朝上——这说明她用完之后是竖着插回去的，而不是随手一扔。她有话要说。

手机不在。她带走了。但充电线还插在床头，线的另一端空着，像一条被截断的河流。

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趴在了阳台上。阳光照在我的身上，不暖和，但也不冷。我看着对面香樟树上那只麻雀——是的，那只缺了一个脚趾的麻雀还在，它已经在沈砚的阳台上驻扎了一个冬天，现在成了半个常住户。它今天不怎么叫，缩在枝桠间，偶尔理一理胸口的羽毛，看起来也像在等什么。

下午的时间过得很慢。

钟表这个发明对人类来说是工具，对猫来说是折磨。我没有办法跳过这段时间，只能一分一秒地熬。阳光从东边挪到了南边，又从南边挪到了西边，阳台上的光斑从长方形变成梯形最后变成一条窄窄的线，顺着墙根溜走了。麻雀飞走了一次又飞回来一次，嘴里叼着一小截干草，大概是在筑巢。

春天要来了，鸟在准备新家。

沈砚在准备什么呢？

天快黑的时候，我听到了楼道里的脚步声。

不是她平时的速度。平时的沈砚爬五楼是匀速的，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踏得实实在在，像在丈量距离。但今天的脚步声是变速的，有时候快几步，有时候慢几步，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拐角处停顿了一下——大概十秒——然后又继续往上。

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比平时轻，像怕惊动了什么。

门开了。

沈砚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样东西。

不是包。包在肩膀上。她手里拿着的是一个信封，浅黄色的，牛皮纸的那种，不大，比她的手掌大不了多少。信封上没有写字，至少我看不到的那一面没有。

她换了鞋，把包放在鞋柜上，拿着那个信封走进了客厅。她走到沙发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没有坐下，而是走到了阳台上。

我跟在她后面。

她把信封放在阳台的矮墙上，风吹过来，信封的一角被掀起来又落下，发出很轻很轻的啪嗒声。她站在那里，双手插在毛衣口袋里，肩膀微微缩着，像是在抵御什么。

麻雀已经回巢了。香樟树的枝桠间空荡荡的，什么也看不到。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从下往上打在她的侧脸上，把她的轮廓照得很柔和，柔得像随时会化掉。

她没有哭。

但她也没有笑。

她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被种错了地方的树，不知道怎么扎根，也不知道怎么离开。

我在她脚边蹲下来，尾巴贴着地面，抬头看她的脸。

过了很久，她弯腰拿起了那个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