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封在书桌上躺了三天。
这三天里，沈砚照常生活。她起床、洗漱、出门、回来、做饭、洗碗、看手机、洗澡、睡觉。她摸我的眉心，给阳台上的碟子里放米粒，在沙发上发呆，在厨房里煮面。她看起来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正常得不像一个收到了一封来自过去的人的来信的人。
但我知道不一样。
因为她每次路过书桌的时候，眼睛会往那个方向飘一下。不是刻意的，是不受控制的，像指南针的指针永远指向北方，她的目光总会在一瞬间找到那个浅黄色的信封，然后飞快地收回来，假装什么都没看到。
第一天，她绕过了书桌。从客厅到阳台有一条更近的路，但那条路会经过书桌的侧面，她选择了绕远——从沙发后面走，贴着墙根，像一只躲避天敌的猫。
第二天，她没有绕路。但她走到书桌前的时候，把台灯打开了。白天开台灯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书桌上亮得根本不需要额外的照明。但她还是打开了，好像那盏灯的作用不是照亮，而是制造一个结界，把信封和书桌上的其他东西隔开。
她把那本《结构力学》压在了信封上面。
第三天，她把《结构力学》拿走了。信封重新露了出来，依然是封着的，依然整整齐齐，依然一言不发。她站在书桌前看了它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摸了摸信封的边角。
只是摸了摸。
然后她转身走进了厨房，开始洗菜。那天晚上她做了一道新菜——西红柿炒鸡蛋加了一点糖。她平时不放糖的，她说糖太贵了。但那天她放了，放得很小心，用勺子舀了一点点撒进锅里，尝了尝，又加了一点点。出锅的时候颜色比平时深，红得更红，黄得更黄，好看。
她盛了两碗米饭。一碗是自己的，一碗放在对面。
对面没有人。
那碗米饭在桌子上放了一整晚，一粒都没动。
第三天夜里，下了雨。
不是秋天那种淅淅沥沥的细雨，是春雨。春雨的声音不一样，更轻，更密，更柔，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弹一首只用黑键的曲子。空气里的味道也不一样，冬天的雨水带着铁锈和灰尘的涩味，而春雨里有泥土翻新和草木萌芽的气息，湿漉漉的，绿蒙蒙的，闻起来像希望。
沈砚没有听雨。
她坐在书桌前，台灯开着，面前是那个浅黄色的信封。雨声从窗户的缝隙里渗进来，和她翻找东西的声音混在一起——她在抽屉里翻找什么，翻了一会儿，找到了。
一把美工刀。
她平时画图用的那把，刀片推出来，露出不到一厘米的刃口，在台灯下闪了一下光。她用刀尖轻轻挑开信封的封口，不是撕，是割，沿着胶水的边缘，极慢极慢地割下去，好像在做一个精细的手术。
封口开了。
她把美工刀放下，用手指撑开信封的开口，往里看了一眼。什么东西也看不到，光线太暗了。她把信封倒过来，里面的东西滑了出来——不是一张纸，是两张。
两张叠在一起的纸。
第一张是米白色的，很薄，带着一种被时间揉皱了的柔软。上面写满了字，蓝色的墨水，钢笔写的，墨水的颜色已经变淡了，有些笔画甚至洇开了，像一朵朵极小的、蓝色的花。
第二张是白色的复印纸，A4大小，折了两折。上面的字是打印的，宋体，规规矩矩，和第一张的手写体形成了微妙的对比。
沈砚先拿起了那张米白色的纸。
她没有看。
她把那张纸举在眼前大约十厘米的位置，目光落在纸面上，但我知道她没在看——她的眼睛是空的，没有聚焦。她在做一种更困难的、更需要勇气的事情：她在准备看。
看一封信，和打开一封信之间，隔着一道深渊。
她准备了三秒钟。
然后她开始读。
我的位置在书桌旁边的椅子上。我是在她拿出美工刀的时候跳上来的，她没有赶我走。我蹲在椅子的一角，身体缩成一个尽可能小的团，尽量不影响她。但我的眼睛一直在看她，看她脸上的每一丝变化。
她读第一行的时候，眉毛动了一下。
不是皱，是那种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的微微扬起。第一行大概是称呼，是她很熟悉的一个称呼，但很久没有听到过了。
第二行到第五行，她的表情是平的。像一个平静的湖面，风还没有来，水面光滑得像一块玻璃。但她的呼吸变了，变得比之前更慢，更轻，好像在阅读的时候同时在做一件别的事情——憋气。
第五行到第十行之间，她眨了很多次眼睛。
不是正常的眨眼频率。正常的人类每分钟眨眼十五到二十次，但她在这短短几行字的间隙里眨了至少七八次，快而急促，像雨刷器在对付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第十行过后，她停下了。
她把那张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没有字，只有第一面有。她又翻回来，目光在第十行左右的位置停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
然后她做了一件我没有预料到的事。
她笑了。
不是苦笑，不是惨笑，不是那种“我没事”的强颜欢笑。是一种真的、发自内心的、带着一点无奈的、甚至有一点点温暖的笑。嘴角慢慢弯上来，眼角挤出一点点细纹，鼻翼微微翕动了一下，然后呼出一口气。
那口气很长，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升上来的，一路上经过了胸腔、喉咙、嘴唇，最后变成了一小团温热的、带着她体温的风，吹在那张米白色的信纸上。
她把这个笑容维持了三秒左右。
然后眼泪掉下来了。
不是像雨夜里那种无声的、隐忍的、害怕被听见的哭泣。这次的眼泪来得毫无征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她胸口忽然崩塌了，不是悲伤，不是痛苦，是某种她一直用尽全力撑着的东西终于撑不住了。不是从高处坠落的那种崩塌，是一个人在沙漠里走了很久很久，终于看到了一棵树，然后忽然发现自己的双腿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的那种崩塌。
她没有捂嘴。
她没有把脸埋进枕头里。
她就那么坐着，眼泪流下来，一滴接一滴，有的落在那张米白色的信纸上，把蓝色的墨水洇开了一小片。有的顺着她的下巴滴在了桌子上，发出很轻很轻的“嗒”的一声。
她没有去擦。
她继续读。
从第十一行读到第二十行的时候，她的眼泪没有停。但不是那种汹涌的、止不住的哭，而是一种温和的、持续的流泪，像春雨本身，不大，但不停。她的眼睛是红的，鼻尖也是红的，但她的表情是平静的，甚至可以说是安详的。
第二十一行到最后一行，她的眼泪渐渐收了。
不是停了，是收了。像潮水退去，不是忽然消失，而是一点一点地往后退，每一波都比上一波小一些，直到最后只剩下一道浅浅的水痕留在沙滩上。她读完了最后一个字，把那张纸翻过来——没有字。又翻回来，把最后一行又读了一遍。
然后她把信纸放在桌上，拿起那张白色的复印纸。
打印件的内容不一样。字更多，行更密，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只是一些段落，像一份备忘录或者一份说明。沈砚读这张纸的速度比第一张快得多，她的目光在纸面上迅速移动，像一台扫描仪，一行接一行，没有停顿。
读到大约三分之二的时候，她的手开始发抖。
和洗碗时的那种抖不一样。洗碗时的抖是克制的、压抑的、想把什么东西按住的抖。这次的抖是泄露的、失控的、有什么东西从她身体里溢出来了的抖。她把那张纸放在桌上，用两只手压住纸的两个角，但手还在抖，纸也跟着微微颤动，发出很轻的沙沙声。
她读完了最后一行。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
雨还在下。香樟树的叶子被雨水洗过之后，在路灯的光里泛着一层湿润的亮光。风把阳台上的晾衣架吹得轻轻晃动，发出金属碰撞的叮当声，细小的，像风铃。
沈砚把两张纸平铺在桌上，并排摆好。
米白色的那张在左边，白色的那张在右边。她看了看左边，又看了看右边，然后把左边那张拿起来，折好，放回了信封里。右边那张她没有折，只是把它翻了个面，扣在桌上，好像暂时不想再看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