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的消息，沈屿洲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

陆时寒一夜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把枕头翻了无数个面，凉的那面贴着脸，热了再翻。手机被他从枕头下面拿出来看了四次，每次都是黑屏，没有消息。他第四次看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十三分。他把手机扣在胸口，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从墙角斜着划过去，像一道闪电。他在这道闪电下面想了很久——沈屿洲为什么不回？是不知道回什么，还是不想回，还是手机没电了，还是睡着了？他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列了一遍，然后给每一种可能性分配了一个概率。睡着了，百分之六十。不知道回什么，百分之三十。不想回，百分之九。手机没电了，百分之一。他把概率加起来，刚好百分之一百。这个统计模型看起来很科学，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五分，手机震了。陆时寒从床上弹起来的速度之快，让许则以为地震了。

沈屿洲说：“昨天手机没电了。”

陆时寒看着这七个字。手机没电了，百分之一的概率，发生了。他的概率模型在第一次运行时就失败了，就像他做物理题的时候经常发生的情况——假设很完美，但现实不配合。他打了几个字：“那你的答案呢？”发出去之后他觉得这句话太像老师在催学生交作业了。

沈屿洲正在输入。四个字在屏幕上方跳动着，跳了大概十几秒。然后消息来了。

“我也是一样。”

五个字。陆时寒读了三遍。我也是一样。他看到沈屿洲就高兴，不需要理由，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他也是一样。沈屿洲的“我也是一样”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省略了主语和宾语，只留下了最核心的部分——“一样”。他和陆时寒一样，他们之间的情感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一个人看着另一个人”，是两个人互相看着。在同一个方向上，用同一种目光。

陆时寒把手机放在胸口，躺回床上。心跳很快，快到他觉得许则应该能听到。许则在下铺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着了。陆时寒盯着天花板，闪电还在那里。他在那道闪电下面笑了，笑得很轻，没有声音，嘴角的弧度很大，大到他觉得自己的脸都快裂开了。

沈屿洲说“我也是一样”。这是一句没有期限的承诺。它不需要被写在纸上，不需要被公证，不需要任何人来见证。它只是沈屿洲在手机屏幕上打的五个字，像素组成的，发光二极管照亮的。但它比任何写在羊皮纸上的誓言都重，因为它从沈屿洲的心里经过了他的手指，变成了可以被看见的信号，穿过空气，穿过手机基站，穿过宿舍楼的墙壁，落在了陆时寒的枕头上。

陆时寒把那五个字截了图，存进了那个叫“不重要”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现在占了手机很大内存，他不得不删掉了几个游戏。

十一月的最后一周，天气正式进入了冬天的节奏。

天空是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床没有弹性的棉被盖在城市上空。风从北边吹过来，干燥，锋利，割在脸上像刀片。陆时寒把那双手套戴上了，沈屿洲的妈妈织的那双，黑色的，掌心有防滑胶粒。他戴着手套走在校园里，手指被毛线包着，暖和，但不方便写字。他上语文课的时候会把右手的手套摘下来，左手还戴着。看起来像一只穿了一只袜子的脚。

周二下午，语文课上，方老师讲到了鲁迅的《祝福》。他讲到祥林嫂的悲剧的时候，声音低沉了下来，语速变慢了。陆时寒听着那些话，想到了沈屿洲的奶奶。她不是祥林嫂，但她也是一个被命运按住了喉咙的人。她的右手抬不高，说话不清楚，但她还在努力。她在康复医院里每天做训练，把左手举起来，放下，再举起来。一遍一遍地重复，像一个在做物理实验的学生，操作步骤一丝不苟。

陆时寒在课本的页边写了一句话：“祥林嫂被命运按住了喉咙，所以她发不出声音。沈屿洲的奶奶被命运按住了右手，但她用左手举起了希望。”

写完之后他觉得太煽情了，划掉了。但他没有把那行字完全涂黑，只是画了一条横线，淡淡地压在上面，像一层薄薄的雪。

下课后，沈屿洲转过头来，看了一眼他的课本。

“你写的是什么？”

“没什么。”

“我看到‘沈屿洲的奶奶’五个字。”

陆时寒忘了沈屿洲的眼睛很尖，尖到能从一堆划掉的字里辨认出“沈屿洲”三个字。他从小就在找这两个字——沈屿洲。在成绩单上找，在竞赛名单上找，在分班公告上找。他的眼睛已经被训练成了一个高精度的沈屿洲探测器，在任何文本中都能在零点三秒内定位这三个字。他用这种能力看到了陆时寒页边的“沈屿洲的奶奶”，然后问“你写的是什么”。

“我写你奶奶很坚强。”陆时寒说。这不算撒谎，他确实写了类似的意思，只是用了更煽情的表达方式。

沈屿洲看了他两秒，没有说话。他转回头去，继续看书。但陆时寒注意到他的耳朵红了——不是全部红了，是耳垂那一小块，像被人用手指点了一下，染上了一点粉色。

陆时寒把那点粉色记了下来。

周三，物理竞赛国赛的报名截止了。

沈屿洲报了名。十二月中旬去北京，全国决赛，考两天。如果他能在国赛中拿到金牌，就能进入国家集训队，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这是他从初二就开始规划的路，走到现在，离终点只有一步之遥。

老周在实验室里跟他说这件事的时候，陆时寒不在场。但他能想象那个画面——沈屿洲坐在老周对面，表情平静，说“我会尽力的”。老周拍他的肩膀，说“你没问题”。沈屿洲点头，站起来，走出实验室。他走回教室的路上，步子不会变快也不会变慢，还是那个不快不慢的速度，像一台被设定好了的程序。但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在想国赛的题？在想奶奶的手？在想陆时寒昨天发的那条消息？陆时寒不知道，但他希望他在想最后一件。

那天晚自习，沈屿洲在做题。陆时寒在旁边写英语作业，写到一篇阅读理解的时候，笔停了。

“沈屿洲。”

“嗯。”

“你去了国赛，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沈屿洲的笔停了。他转过头看着陆时寒。教室里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音，像一群蜜蜂在很远的地方飞。后排有人在睡觉，有人在传纸条，有人在偷偷用手机看小说。没有人注意到最后一排的这两个人在对视。

“国赛只考两天，考完就回来。”沈屿洲说。

“那如果你进了国家集训队呢？”

“集训队在北京，要待一个寒假。”

“那不还是走了吗？”

沈屿洲沉默了。他把笔放下，转过身，面对着陆时寒。他很少这样做——面对面，眼睛对着眼睛，不隔着一本书，不隔着一张桌子，不隔着“讨论题目”这个借口。就是面对面，像一个在回答问题的人面对一个在提问的人。

“你想让我走吗？”沈屿洲问。

陆时寒被这个问题击中了。他想让沈屿洲走吗？如果沈屿洲不走，他就可以继续坐在他旁边，每天看到他的侧脸，听到他翻书的声音，闻到他衣服上洗衣液的味道。这些事情会一直发生，像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来一样确定。但沈屿洲的梦想在别处，在北京，在一个需要他离开才能到达的地方。如果陆时寒说“不想让你走”，他就把沈屿洲的梦想关在了门外。如果陆时寒说“你去吧”，他就把自己关在了门外。不管怎么说，总有一扇门要关上。

“这是你的路，”陆时寒说，“你应该走。”

沈屿洲看着他，没有说话。他的眼睛里有一样东西，陆时寒没有见过。不是平静，不是克制，是一种他说不出来的情绪，像一个人在悬崖边上站着，风很大，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吹下去。但他没有退后，因为他想看悬崖下面的风景。

“等我回来。”沈屿洲说。

陆时寒的心脏跳了一下。“等你回来”不是“考完就回来”，是“不管去多久，我会回来”。它是沈屿洲用五个字说出的一句话，比他之前说过的所有话都重。重到陆时寒觉得自己的胸口被压住了，呼吸有点困难。

“好。”陆时寒说。

十二月，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细细的，像盐粒一样撒在地上，还没来得及积起来就化了。陆时寒站在教学楼的走廊上，看着那些雪从天上飘下来，落到地上，变成一小片湿痕。一千片雪花落下来，一千个湿痕。它们存在的时间很短，短到你来不及数。但它们来过。

沈屿洲站在他旁边，把手从口袋里伸出来，接了一片雪花。雪花落在他的指尖，停留了不到一秒就化了，变成一滴水珠。他把手收回去，在衣服上蹭了蹭。

“你的手套呢？”陆时寒问。

“忘了戴。”

“这么冷的天不戴手套，你手不想要了？”

“你的手套呢？”

“戴了一节课，热了，摘了。”

两个人站在走廊上，看雪。没有人说话。雪落下来的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到，但如果你仔细听，能听到一种很轻的、像呼吸一样的声音。陆时寒听到了。他听到的不只是雪，还有沈屿洲的呼吸——均匀的，缓慢的，和他自己的混在一起。两个人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气里变成了白色的雾气，飘上去，散开，融在一起，分不清哪一团是谁的。

“你什么时候去北京？”陆时寒问。

“十二月十五号。考两天，十八号回来。”

“十八号就回来了？”

“嗯。没进集训队的话就回来。进了的话回来收拾东西再去。”

陆时寒在心里算了一下。十二月十五号到十八号，四天。不长，比暑假那四十天短多了。但那四天是国赛的四天，是沈屿洲从初二就开始准备的四天。这四天里他会做决定命运的几道题，每一道都可能是他人生的一块路牌。路牌上写着“保送”“清北”“国家集训队”“国际奥赛”。陆时寒不在那些路牌上，他站在路牌下面，看着沈屿洲走过去。他走过去了，会回头吗？也许不会，因为他要赶路。他的路很长，弯很多，陆时寒不是他的终点，甚至可能不是一个途经站。但他愿意站在路边等，等他经过的时候朝他挥挥手。他看到了，挥回来。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