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抽出第四根竿。这回是海竿，拴着铃铛，甩得老远，远到那头的浮漂看起来像一粒芝麻。铃铛不响。

五根竿，五个浮漂，排成一排，像五个站岗的士兵，纹丝不动。

周老板从钓箱侧面的袋子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团蓝灰色的烟。烟雾在阳光下慢慢散开，他眯着眼睛，看着那片散开的烟，表情满足得像是刚钓上了一条十斤重的草鱼。

“今天口不好。”他说。

我尾巴甩了一下。这不是他第一次说这句话了。事实上，他每次都说这句话，不论哪个季节，不论什么天气，不论涨水退水，他的第一句话永远是“今天口不好”。好像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正常的、好的“口”，他永远赶不上，永远差那么一点。

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遗憾，没有抱怨，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平常。他甚至带着一点满足——因为“口不好”意味着他有理由继续等，继续换饵，继续调整浮漂的深度，继续做那些他做了一千遍一万遍也不厌烦的事情。

太阳从东边挪到了西边。河面上的光从刺眼的白色变成了柔和的橘色。几只白鹭从上游飞过来，落在河心的沙洲上，缩着脖子，单腿站着，像几把收起来的白伞。远处的村子升起了炊烟，一缕一缕的，在无风的傍晚直直地上升，到半空中散开，变成一层薄薄的蓝雾。

周老板换了一次饵，又换了一次饵，又换了第三次。他的手指沾满了饵料的碎屑，黄的黑的混在一起，黏糊糊的，他也不洗，在裤腿上蹭两下就接着揉面团。他面前那个蓝色的塑料桶里，水还是那点水，依然没有任何鱼。

我打了个哈欠。不是因为无聊，是因为太舒服了。阳光晒在背上，暖洋洋的，河风吹过来，带着水草和泥土的气味。钓箱的盖子被我蹲得温热了，我的爪垫能感觉到箱子里面有鱼线轮转动时细微的震动——那是水流推着竿梢产生的，不是鱼咬钩。

周老板忽然把第五根竿收了起来，开始收线。一根，两根，三根。他把竿子擦干净，插回竿包，把饵料盆扣上盖子，把折叠椅折起来，把钓箱上的杂物归拢到一个塑料袋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不紧不慢，像一个下了班的人关掉电脑、收拾桌面、准备回家吃饭那样自然。他没有因为一条鱼没钓到而多停留一分钟，也没有因为一条鱼没钓到而提前一分钟收竿。他的钓鱼时间是一个固定的量，从下午两点到六点，不多不少，跟鱼有没有咬钩没有关系。

他拎着那个空桶走到河边，弯腰把桶里的水倒了——那点水大概是他上周留下来的，已经微微发绿，上面漂着一片柳叶。水倒进河里，和河水融为一体，什么痕迹都没留下。他把空桶倒扣在竿包上，用绳子扎紧，然后扛起所有东西，朝我摆了摆手。

“九万，走了。”

我没动。

他也没再叫我。周老板知道猫的脾气，你叫它，它不来，你再叫，它还是不来。他扛着大包小包，晃晃悠悠地上了河堤，消失在杨树林后面。河边只剩我一个人了。

不对，只剩我一只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