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村长沉默了很久，才涩声问：“官府呢？官府就看着不管？”

何大壮摇了摇头，苦笑道：“管了，但也只是做做样子。我听那些流民说，县太爷在城门口设了施粥的棚子，是城里的几个富商出的银子，每天熬两锅稀粥，一人一碗，发完为止。可那是给谁看的？是给上头看的。朝廷要是派人下来查，看见城门口有施粥的棚子，县太爷就好交差了。至于那些粥够不够吃——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能顶什么用？”

“一天就两锅？”何大山皱着眉问。

“就两锅。”何大壮比了两根手指，“我们去的那天，不到半个时辰就发完了。后面排着长队的人没领到，差点又打起来。后来衙役来了，拿着鞭子抽了一顿，才把人群打散。”

何二牛又道：“还有更吓人的。我们在破庙里遇到一家人，从北边来的，一家五口——老两口，小两口，带着一个三岁的娃。他们在城外等了快半个月了，银子还是凑不够。老奶奶跟我们说，他们来的时候带了三两银子，本以为够了，谁知道进城要一人二两，五口人就是十两。他们把值钱的东西都卖了，才凑了五两多，还差一半。”

“那后来呢？”旁边的人忍不住问。

何二牛低下头，声音闷闷的：“后来……后来那个三岁的娃不见了。老奶奶说是被人偷了，可我看那媳妇的眼睛哭得肿成核桃，又不像是被偷的样子。老四说，怕是……怕是卖了。”

何老四别过脸去，把拳头攥得咯吱响。

身边的人听着再也忍不住了，抱着自家的女娃哭出了声。

周围的妇人一个个红了眼眶，低声啜泣声此起彼伏。

何老四这时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还有一件事。我们在城外荒地边上，看见几个穿绸缎的婆子，带着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在流民堆里转来转去。专门找那些年轻姑娘，跟人家爹娘说话。说完了，给几块碎银子，就把姑娘带走了。”

何大壮咬着牙补了一句：“什么带走了，那是买了。那些婆子一看就是勾栏院里的人，趁火打劫，几个碎银子就买一条人命。”

“呸！丧天良的东西！”何三叔公气得直跺脚，“那些姑娘到了那种地方，还能有好日子过？这不是趁人之危吗？”

何五爷摇头叹息：“话虽这么说，可你能怪那些当父母的吗？眼看着孩子要饿死了，给口饭吃就是活命。跟着去了勾栏院，好歹能吃上饭，比在城外头等死强。”

这话说得难听，却是实情。

火堆旁几个有闺女的妇人，脸色白得像纸，把自己家的女娃搂得紧紧的。

何大山蹲在地上，两手抱着脑袋，闷声道：“可咱们没有安阳县的户籍，就是流民。流民走到哪里都不受待见，官府抓到了，轻则打一顿赶走，重了……重了是要下大牢的。”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下来，所有人的哭声都小了下去。

流民。

这两个字的分量，在逃荒的路上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没有户籍，就不是任何一个县的百姓，走到哪里都是外人。

官府可以赈济本县灾民，却不会管流民的死活。

更有甚者，有些地方的县令为了向上头交差，会派人抓捕流民充作劳役，或者直接以“流窜作乱”的罪名关进大牢。

何老四蹲在火堆边上，拨拉着地上的枯枝，声音低沉：“我听说前年南边有个县，县令为了凑够上缴的赋税，把城外几百个流民全抓了，男的送去挖矿，女的充入官坊，孩子也不知道被送到了哪里。那些流民连申冤的地方都没有——没有户籍，连衙门的大门都进不去。”

“我也听过类似的事。”何有田接过话头，脸色凝重，“何家村虽然是小地方，但这些年在外面跑的人多，什么消息都传得回来。流民的日子，比咱们现在苦多了。至少咱们还有个村子抱团，那些三五成群的流民，才是真正的无根浮萍。”

何村长拄着棍子，缓缓站起身，目光扫过众人：“大山说得对，老四说的也在理。户籍的事，比银子的事更要紧。咱们何家村的人，原本是有户籍的，可那是何家村的户籍。何家村在北边，如今怕是早就没了。咱们一路逃过来，身上带的户籍文书早就不知丢到了哪里。就算还在，北边的户籍到了南边，人家也不认。”

孙大夫捋着胡子叹道：“老朽虽不精通律法，却也知晓——无籍之人，处处受限。不能租田地，不能做长工，不能在集市上摆摊，连投宿客栈都要被盘问。若是被官差拿了，轻则杖责，重则流放——可咱们本来就是在逃荒的路上了，再流放，还能往哪里去？”

何二牛站起身来，又道：“还有一桩事，昨日我没敢说，怕吓着大家。我们回来的时候，在离安阳县三十里外的一个山坳里，远远地看见了一伙人。”

“什么人？”何村长问。

何二牛压低声音：“像是土匪。五六十人，骑着马，挎着刀，在山道上大摇大摆地走。我们躲在树丛后面没敢动，等他们过去了才敢出来。老四说，那些人的衣服虽然是乱七八糟拼凑的，但腰间的刀都是好刀，不像是普通山匪。”

何老四点头：“我在外面跑过几年，见过世面。那些人的刀，是官府制式的腰刀。普通山匪弄不到那种东西。”他其实也想说程娘子之前也用过类似的腰刀，但后来想了想觉得是路上捡的就没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