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夜。

大雨。

沈未央记得很清楚，那天的雨不是下的，是砸的。雨点砸在铁皮棚上，砸在码头的集装箱上，砸在她头顶那把破了三个洞的伞上，整个世界都在响。

她那时十二岁，瘦得像一根竹竿，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裙，蹲在观塘码头的一堆破渔网后面。

父亲没有回来。

船厂的人下午来过，说码头路的沈师傅今天不回来了，叫她别等。

可她不听。

她蹲在那里，从黄昏蹲到天黑，从天黑蹲到雨落。手里攥着一个菠萝包，是晚饭，已经凉了，硬了，她攥着它，像攥着最后的什么。

雨越下越大。

码头的灯稀稀疏疏，隔很远才有一盏，光晕被雨幕打得支离破碎。她看见对岸维多利亚港的灯火开始亮起来，一簇一簇的，像是在庆祝什么。

她不知道他们在庆祝什么。

她只知道，父亲说过今晚会带她坐天星小轮，说今天晚上维港有烟花，说九七了，香港要回家了。

他还没来。

她不想哭。

她觉得自己已经过了哭的年纪。母亲去年走了之后，她就没怎么哭过了。

雨打在她身上，冷。

她抱紧自己，继续蹲着。

耳边是雨声，是远处隐约的音乐声，是海浪拍打堤岸的声音。

然后——

她听见了另一种声音。

喘息声。很重，很急，像是有人在跑，又像是有人在逃。

她抬起头。

一个人影从雨幕里冲出来，跌跌撞撞的，像是随时要倒下。

她没有动。

十二岁的沈未央，胆子大得不像话。她蹲在那里，冷静地看着那个人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然后，他摔倒了。

就摔在她面前不到两米的地方。

雨太大了，她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从头到脚都是血。血和雨水混在一起，在她面前蔓延开来，像一朵巨大的花。

她应该跑的。

她没有。

她站起来，走过去，蹲下来，把伞撑在他头上。

“喂。”

他没有反应。

“喂！”她推了推他。

他动了。

他翻过身来，仰面倒在雨里，雨水直接灌进他的眼睛、嘴巴、伤口。

沈未央看见一张年轻的脸。

比她大不了几岁，可能十五，可能十六，瘦削，苍白，眉眼很深，嘴唇没有血色。他的衣服被撕破了，身上全是伤，有刀伤，有淤青，有几道还在往外渗血。

他的眼睛是睁着的。

他在看她。

那双眼睛很黑，很沉，像是装了什么很重很重的东西。

沈未央盯着他看了三秒钟，然后问了一句这辈子说过最蠢的话：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没有回答。

他看了她很久，久到她以为他不会说话了。

然后他开口了。

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但她说，她听清楚了。

他说的是——

“救我。”

沈未央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他拖回家的。

她家不在市区，在码头后面那片棚户区的尽头，一间用铁皮和木板搭起来的屋子。推开门就是厨房，往里走是卧室，卧室里有一张床、一个衣柜、一把椅子。

她把那个浑身是血的少年拖到了椅子上。

他太重了。

她喘着粗气，把他放下，然后开始翻箱倒柜找药。

家里没有药。

只有一瓶白酒，是父亲喝的。

她拧开盖子，倒在他的伤口上。

他猛地绷紧了身体，抓着椅子扶手的手青筋暴起，但他没有叫。

一声都没有。

沈未央看了他一眼，觉得这人骨头还挺硬。

她用干净的布条给他缠伤口，缠得歪歪扭扭的，因为她只会这一种缠法，父亲偶尔受伤了，就这么缠。

缠完了，她看着他。

他也看着她。

雨还在下，铁皮屋顶被打得嘭嘭响。

屋子里很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光线摇摇晃晃的。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他没说话。

“你家在哪？”

还是没说话。

“你不会是哑巴吧？”

他终于动了。嘴唇翕动了一下，声音很低，低到她要凑近了才能听见。

“不……要……告……诉……任……何……人……”

沈未央皱了皱眉。

她想了想，然后慢悠悠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已经淋湿了、变形了、凉透了的菠萝包，掰了一半，递给他。

“吃不吃？”

他看着她手里的菠萝包，又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