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救过我命的人。”

“那你呢？你是她什么人？”

“是想还她一条命的人。”

罗永昌看了他很久，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审视，有疑惑，慢慢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也许叫释然。

“傅先生，你和你爸不一样。”

“哪不一样？”

“你爸眼里只有钱。你眼里，有别人。”

傅承洲没有回答。他给老人倒了杯茶，茶是热的，蒸汽在灯光下袅袅上升，像一个无声的承诺。

接下来的三天，沈未央每天都在写。

她写了程国栋——那个在2003年死于车祸的审计师。她写了梁家辉——那个在2005年死于心脏病的记者。她写了船厂账户里那笔三千二百万的资金流向。她写了澳门赌场的贵宾卡，写了傅永年的赌债，写了傅承邦在电话里的录音。每写一篇，傅承邦的律师团就发一篇声明：否认、否认、否认。除了否认，他们什么都没做。没有起诉，没有澄清，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反驳她写的内容。

因为他们拿不出来。

沈未央写的每一个字，都有证据。录音、转账记录、目击证词、尸检报告——她把所有证据都摊在阳光下，让所有人都能看到，都能评判。

第五天，傅承邦终于坐不住了。

他给沈未央打了一个电话。她犹豫了几秒，接了。

“沈小姐，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很好，但我建议你收手。”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你还没查到。那一部分，会毁了你。”

“你在威胁我？”

“我在劝你。”傅承邦的声音很轻，“沈小姐，你的父亲沈国良，他不是一个干净的财务顾问。他经手的那三千万，他自己也拿了一部分。不多，五十万。五十万，够判他七年。”

电话那头，沈未央的手指冰凉。

“你不是在查真相，你是在查一个你不想面对的真相。你父亲不只是一个受害者——他也是参与者。”傅承邦的声音带着一种残忍的耐心，“你现在收手，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你可以继续做你的记者，住你的劏房，跑你的码头。没有人会知道你父亲的事。没有人会知道沈国良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收了黑钱、帮傅家洗钱、最后被灭口的财务顾问。”

“你不是在给你父亲讨公道。”

“你是在毁掉他最后的体面。”

电话挂断了。

沈未央握着手机，坐在黑暗里。劏房的灯没开，只有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昏暗的光斑。她想起父亲的样子——穿着工装，站在码头上，笑得很憨厚。她想起他每天晚上回来，身上的机油味。她想起他带她去吃云吞面，把自己碗里的云吞夹给她。她想起他说“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如果傅承邦说的是真的——那些云吞，那些笑容，那些“对得起良心”的话，都是假的。她父亲不是一个清白的受害者，他是一个收了脏钱的帮凶。她的世界在那一刻，第二次塌了。第一次是知道父亲死了。这一次，是知道他死得不干净。

她拿起手机，拨了傅承洲的号码。

“傅承洲，傅承邦说，我父亲拿了那笔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他拿了多少？”

“五十万。”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傅承洲的声音传来，很低，很沉。“未央——”

“你不许瞒我。”

“我知道。我不瞒你。”他深吸了一口气，“傅承邦说的是真的。”

沈未央的世界，彻底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