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五日，香港高等法院。

这一天，天气出奇的好。冬日的阳光把整个法院大楼照得明晃晃的，门口的台阶上铺满了记者和摄影师，长枪短炮对准每一个进出的人。沈未央到的时候才八点，门口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了。

她没走正门。傅承洲提前安排了人，带她从侧门进去。林生在门口等她，递给她一个访客证。“沈小姐，傅先生在二楼休息室。庭审九点半开始，您可以在旁听席就坐。”

沈未央接过访客证，犹豫了一下。“罗叔呢？”

“罗永昌在证人休息室。有专人陪同，开庭后会第一个传他。”

“他紧张吗？”

“紧张。但他说，他等了十一年，不怕再多等几个小时。”

沈未央把访客证挂在脖子上，深吸了一口气，跟着林生走进了法院大楼。走廊很长，灯光白得刺眼，脚步声在大理石地面上回荡。她走过一扇扇紧闭的门，每一扇门后面都是一个案件，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一个故事。而今天，她自己的故事，要在这栋楼里被书写。

二楼休息室，傅承洲坐在沙发上，穿着深灰色西装，白衬衫，深蓝色领带。他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不同——冷静、克制、滴水不漏。可沈未央注意到，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这是他紧张时才有的小动作。

“紧张？”她问。

“还好。”

“你的手指在抖。”

傅承洲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握成拳，又松开。“昨晚没睡好。”

“我也是。”

他们在沙发上并肩坐着，谁都没有再说话。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一道一道的光影，时间在光影的移动中一分一秒地流逝。

九点十五分，工作人员来敲门。

“傅先生，庭审即将开始，请移步 courtroom。”

傅承洲站起来，整了整领带，低头看着沈未央。“你坐旁听席，第一排，我让人留了位置。”

“好。”

“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激动。”

“我不会。”

“不管检方问什么问题，都不要站起来说话。”

“我知道。”

“不管——”

“傅承洲。”沈未央站起来，看着他的眼睛，“你去吧。我在这里。”

傅承洲看了她两秒钟，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九点三十分，法官入席。全体起立。

这是一个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主审法官陈慕华是高等法院资深的刑事案法官，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温文尔雅，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此人对经济犯罪案件从不手软。

检控官是律政司的资深大律师方志宏，四十多岁，精瘦，说话语速极快，眼神像鹰一样锐利。辩方首席律师是业内赫赫有名的夏伯钧，六十岁，圆脸，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一句话都像刀子，温柔地扎进对方最软的地方。

傅承邦坐在被告席上，穿着黑色西装，白衬衫，打了领带。他被关了将近两个月，瘦了不少，但精神看起来还好。他进场的时候，目光扫过旁听席，在沈未央脸上停留了一秒，然后移开了。

那一秒，沈未央后背发凉。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的厌恶——这个人，杀了她父亲，毁了无数人的命，现在穿着体面的西装，坐在被告席上，看起来像个正人君子。

庭审开始。检控官方志宏先做开案陈词，语速很快，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把案件的脉络梳理得井井有条——1997年，傅承邦挪用傅氏集团下属观塘船厂资金，总额高达三千二百万港币。同年6月30日，船厂工程师沈国良因掌握挪用资金的证据被杀害。此后十年，傅承邦通过澳门赌场及离岸账户，清洗来自傅氏集团多家子公司的非法资金，总额高达四亿七千万港币。

旁听席上鸦雀无声。沈未央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她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数字、这些事实，可当它们在一个法庭上被检控官用平静的声音叙述出来的时候，那种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这不是文章，不是新闻，是控罪。是傅承邦必须回应的、必须承担责任的控罪。

辩方律师夏伯钧做开案陈词的时候，语气不紧不慢，像是在讲一个故事。“各位法官，检方指控我的当事人挪用公款、洗钱、串谋谋杀。这些指控非常严重，我的当事人完全否认。检方的证据存在严重的瑕疵——目击证人的证词时间线混乱，财务记录的完整性存疑，所谓的“杀人动机”更是捕风捉影。我的当事人是清白的。他姓傅，但不代表他要为傅家所有的罪承担责任。”

沈未央听到“目击证人的证词时间线混乱”时，指甲几乎要刺破掌心。她知道辩方在说什么——那份伪造的停车记录。他们要把罗永昌变成一个“记忆模糊的老人家”，把他二十年的愧疚和勇气，变成法庭上可以被质疑的“合理疑点”。

检方传唤的第一位证人，是罗永昌。

当罗永昌被工作人员领着走进法庭的时候，旁听席上响起了一阵低低的骚动。记者们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什么，旁听席上有人伸长了脖子。

罗永昌今天穿了一件新的夹克，深蓝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的胡子刮得很干净。他走得很慢，但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腿脚不好。他走到证人席上坐下，面对法官，微微低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