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带的存在，像一颗埋在棋盘下的炸弹。傅承洲没有立刻公开，他在等。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等傅承邦的律师团队把所有底牌都亮出来，等陪审团已经被辩方的话术影响到摇摆不定的时候——再把这颗炸弹引爆。

那盒录像带被锁在周文翰律师楼的保险柜里，保险柜的密码只有两个人知道：周文翰和傅承洲。林生都不知道。

接下来的两周，是漫长的拉锯战。

傅承邦的律师团队果然很强。他们在媒体上放话，说检方的证据“漏洞百出”，说罗永昌的证词“不足采信”，说那份停车记录“铁证如山”。舆论开始摇摆，有人开始同情傅承邦——“他好歹是傅家的长子，被弟弟和外人联手陷害”。这些声音让沈未央愤怒，但她不能发声。律政司的调查还在进行，所有涉案人员都签了保密协议，包括她。

她不能写文章，不能接受采访，不能对任何人说出真相。她只能等，坐在资料室里，每天翻那些她已经翻过无数遍的旧报纸，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消息。

她开始觉得自己像一只困兽。被困在这间没有窗户的资料室里，被困在这座城市的钢筋水泥里，被困在这场看不见尽头的战争里。

有天晚上，她加班到很晚。走出报社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街上没什么人，只有清洁工在扫街。她站在路边等出租车，风很大，吹得她直哆嗦。她没有带外套，只穿了一件薄毛衣。

一辆黑色的车停在她面前。车窗落下来，露出傅承洲的脸。

“上车。”

沈未央愣了一下。“你怎么在这？”

“路过。”

她看了一眼他来的方向——半山。路过旺角？路过得这么偏？她没有拆穿他，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车里暖气开得很足，她冰冷的身体被温暖包裹，舒服得差点叹气。

傅承洲从后座拿了一件外套递给她。“穿上。”

沈未央接过外套。他的，深灰色的羊绒大衣，带着他身上淡淡的松木香水味。她犹豫了一秒，还是穿上了。太大，像披了一张毯子，把她的整个人都裹住了。

“你瘦了。”傅承洲说。

“你也是。”

“最近吃不下。”

“我也是。”

他们都没有提那盒录像带，没有提官司，没有提傅承邦。车内很安静，只有引擎低沉的嗡鸣声。车窗外旺角的霓虹灯一盏一盏地闪过，红的、绿的、蓝的，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

“去哪？”司机问。

傅承洲看向她。“你想去哪？”

沈未央想了想。“维港。”

维港。她说不清为什么想去那里，也许是那些灯火让她安心，也许是海风能吹散心里的闷，也许只是想和他一起站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说，只是看海。

车在尖沙咀海滨长廊停下来。他们下了车，并肩走在海傍。维港的灯火还是老样子——中环的写字楼亮着，尖沙咀的钟楼亮着，天星小轮的绿灯在海面上一拖一拖地晃。

风很大，沈未央裹紧了他的大衣。傅承洲站在她左边，替她挡住了大部分的风。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谁都没有说话。走到文化中心附近，沈未央停下来，靠在栏杆上，面朝大海。

“傅承洲，你想过没有——如果这场官司输了怎么办？”

“没想过。”

“为什么？”

“因为不能输。”

沈未央转过头看他。他的侧脸被维港的灯火映得明明暗暗，轮廓像刀刻的一样硬朗。可他的眼睛不像刀，像海——表面平静，底下是看不见的暗涌。

“傅承洲，你怕不怕？”

“怕。”

“怕什么？”

“怕输。”他顿了顿，“不是怕输掉官司。是怕输掉你。”

沈未央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从我十六岁那年在码头上看见你，我就知道，”傅承洲的声音很低，低到差点被海风吹散，“我这辈子，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赢回你，要么输掉一切。”

沈未央的眼眶红了。她没有哭，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落下来。

“那你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