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判后的第三天，沈未央收到了一封信。

信封是白色的，没有署名，没有寄件人地址，只在正面写着“沈未央收”三个字，字迹工整得像是印刷体。她是在报社收发室拿到这封信的，前台小妹递给她的时候还多看了两眼，说：“沈姐，这封信没有寄件人，会不会是读者来信？”

沈未央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心里隐约有一种预感。她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页纸。

“沈小姐：

傅承邦的律师已经提交了上诉申请。理由是‘量刑过重’和‘证据采信不当’。律政司将在一个月内做出回应。

我不是在吓你，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件事还没有完全结束。但请放心，检方对维持原判有信心。

另外，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庭审结束的那天，傅承邦在被带离法庭之前，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告诉沈未央，我对不起她父亲。不是因为我怕坐牢，是因为我真的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真是假。但我答应了他，把这句话转告给你。

至于信不信，由你。

方志宏”

沈未央把这封信看了两遍，然后折好，放进口袋里。上诉。她早就料到了。傅承邦有最好的律师团队，有花不完的钱，有无数种方法拖延时间。十八年不是终点，只是另一个起点。他会上诉，会申请减刑，会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翻案。而她能做的，只有等。等律政司的回应，等上诉庭的判决，等这一切真正结束的那一天。

可她的心里很平静。不是因为她不在乎，是因为她知道，不管傅承邦上诉多少次，不管官司打多少年，真相已经是真相了。法庭已经认定了，判决书已经写下来了，她父亲的名字已经被刻在了“受害者”那一栏里。没有人能改变这个事实。傅承邦不能，他的律师不能，上诉庭也不能。

她把信收好，拿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凉了，苦得她皱了一下眉头。

“未央！主编叫你！”陈嘉骏从办公室里探出头来，朝她招了招手。

沈未央走进主编办公室的时候，麦老头正戴着老花镜看一份文件。他抬起头，摘下眼镜，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她一番。

“坐。”

沈未央在他对面坐下。麦老头把一份文件推到她面前。

“这是什么？”

“读者来信。你自己看看。”

沈未央翻开文件，里面夹着十几封信。她一封一封地看——有的是手写的，有的是打印的，有的只有寥寥几行，有的写了好几页。但内容都差不多——“沈记者，谢谢你为你父亲讨回公道。”“沈小姐，你是好样的。”“沈未央，我父亲也是死在工地上，看了你的报道，我哭了很久。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为普通人说话。”

沈未央的眼眶红了。她把那些信合上，放在桌上。

“这些信，都是写给我的？”

“都是。从庭审第一天开始到现在，陆续寄来的。收发室攒了一堆，昨天才送上来。”麦老头看着她，“未央，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什么？”

“说明你做的事，有人在看。说明你以为自己只是在为你父亲讨公道，但你不知道，你也在为很多素不相识的人讨公道。那些人的父亲、兄弟、朋友，也在某个角落死得不明不白。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但你替你父亲说了，他们就觉得，好像也有人替他们说了。”

沈未央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她的手很瘦，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就是这双手，查了无数资料，写了无数文章，跑了无数地方。她以为她只是在做自己的事。她不知道，有那么多人，在看着她。

“麦主编，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当初没有拦我。谢谢你让我写那些文章。谢谢你在我被傅承邦威胁的时候，说‘报社给你撑着’。”

麦老头摆了摆手，重新戴上眼镜。“行了行了，别说这些肉麻的话。回去干活吧，今天下午还有一个码头工人的采访，你去跑。”

沈未央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麦主编。”

“嗯？”

“我父亲的事，结束了。但码头工人的事，还没有。那些被拖欠工资的、被非法解雇的、在工地上受伤却拿不到赔偿的——他们的事，还没有结束。我想继续写。”

麦老头从眼镜上方看着她，看了好几秒，然后笑了。

“写吧。报社给你撑着。”

从主编办公室出来，沈未央没有直接去资料室。她站在走廊的窗前，看着窗外的天空。三月的香港，天终于蓝了，不再是冬天那种灰蒙蒙的颜色。远处维港的海面上波光粼粼，天星小轮慢悠悠地驶过。她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她做到了。可她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的父亲、兄弟、朋友，正在经历着她父亲经历过的事——被压榨，被欺凌，被遗忘。没有人替他们说话。她不能替所有人说话，但至少，她可以试一试。

手机震了。傅承洲的天气预报。

“今天天晴，适合出门走走。”

沈未央看着这条消息，笑了。她回了一条：“已经在走了。”

对面问：“去哪？”

“去码头。采访。”

“哪个码头？”

“观塘。”

对面沉默了几秒。然后发来一条：“观塘码头变了。船厂没了，盖了写字楼和商场。但海还是那片海，风还是那个风。你站在码头上，闭上眼睛，还是能闻到二十年前的味道。”

沈未央看着这段话，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她想起第一次在码头上见到傅承洲的那个雨夜，想起他浑身是血倒在雨里说“救我”，想起他留下“等我”两个字消失得干干净净。二十年前的雨夜，二十年前的码头，二十年前的菠萝包。一切都变了，一切又都没变。她还是那个会在码头上等人的女孩，他还是那个会让人等的人。只是现在，她不用再等了。他已经回来了。

下午两点，沈未央到了观塘码头。她站在栏杆前，面朝大海，海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飞起来。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海水的咸味，远处茶餐厅飘来的烧腊香，货轮柴油的味道——这些味道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

她拿出录音笔，开始采访。采访对象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码头工人，姓陈，在码头上干了三十年。他的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污。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像是在跟远处的货轮喊话。

“沈记者，我看了你写的那些文章。你父亲的事，我也听说了。他是个好人。”

“谢谢你，陈叔。”

“谢什么谢。你替我们这些人说话，是我们该谢你。”陈叔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我在这码头上干了三十年，见过太多事。有人摔伤了，老板不给赔。有人累死了，家属连抚恤金都拿不到。我们这些人在码头上流汗流血，老板们在办公室里数钱。没有人替我们说话。你是第一个。”

沈未央把录音笔举得更近了一些。“陈叔，如果你愿意，可以把这些事告诉我。我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

陈叔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那笑容里有苦涩，也有释然。他往地上吐了一口烟，把烟头踩灭。

“好。我告诉你。从哪开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