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七日，沈未央的生日。

她忘了这件事。

她不是故意忘的，是真的忘了。最近报社在赶一个码头工人权益的专题报道，她连续加了一周的班，每天回到家倒头就睡，连日历都懒得翻。早上出门的时候，傅承洲问她“今天几号”，她想都没想就说“十七号吧”。他看了她一眼，欲言又止，最后只是说了一句“早点回来”。她嗯了一声，出了门，压根没往心里去。

到了报社，陈嘉骏也怪怪的。他平时早上都会跟她打招呼，今天没有，只是埋头敲键盘，时不时抬头看她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继续敲。沈未央心里嘀咕着“这小子今天怎么这么安静”，但手上稿子没写完，也没空细想。她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整理昨天采访的录音。码头工人的故事太多了，一个比一个沉重，她听了一上午，眼眶红了好几次。有个老工人说，他在码头上干了三十八年，左腿被货物砸断过两次，老板只赔了五千块。他说“五千块买我一条腿，我不值钱”。沈未央把那句话记在采访本上，用红笔圈了三圈。

中午吃饭的时候，她去茶水间倒水，发现茶水间的墙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祝未央生日快乐”，字体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陈嘉骏的字。她愣了一下，才想起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她已经好几年不过生日了。以前在劏房住的时候，没有人记得她的生日，她自己也不记得。偶尔想起来，就下楼买个菠萝包，对着窗外的维港说一句“生日快乐”，然后就过去了。她从来没有收到过蛋糕，没有收到过礼物，没有人在零点的时候发消息给她说“生日快乐”。

她看着那张纸条，鼻头有些发酸。陈嘉骏从她身后冒出来，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看到了？别感动，不是我一个人写的，全编辑部都签了名。”

沈未央仔细一看，纸条下面果然挤着一堆名字——麦老头的、前台小妹的、资料室老王的、连收发室的大叔都签了。字体五颜六色的，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挤在一起，像一窝小鸟。

“你们什么时候写的？”她问。

“昨天下午趁你出去采访的时候。老王说你会感动哭，我说你不会，你这个人最不会感动了。”

“那我哭了怎么办？”

“那你就欠我一顿饭。”

沈未央笑了。她把那张纸条小心地撕下来，叠好，放进口袋里。

下午的稿子写得格外顺利。也许是因为心情好，也许是因为那张纸条还在口袋里硌着她的大腿。她写到傍晚六点收工，把稿子发给麦老头，关了电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陈嘉骏叫住她：“未央，生日快乐。”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抬头，还在敲键盘，像是随口说的。

“谢谢。”

“晚上有人等你吧？”

“嗯。”

“那就早点回去，别让等太久。”

沈未央走出报社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中环的霓虹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街道照得五光十色。她走在人群里，脚步比以前轻快了许多，心里想着傅承洲今天早上问她“几号”时的那个眼神，心里涌起一个念头——他肯定准备了什么。

他这个人，从来不做没有准备的事。他问她“几号”，就是在确认。

她加快脚步往家走。

推开家门的时候，客厅里是暗的。没有开灯，只有窗外的维港灯火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朦胧的光斑。沈未央愣了一下，伸手去摸开关，忽然听见“啪”的一声——客厅的灯亮了，不是日光灯，是暖黄色的小灯串，缠在沙发扶手上，缠在餐桌腿上，缠在绿萝的花盆沿上。像是有人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把整间屋子都缠满了。

她站在玄关，看着那些星星点点的小灯，说不出话。

傅承洲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个蛋糕，上面插着一根蜡烛，火苗在微微晃动。他穿着白衬衫和深色裤子，围着那条深蓝色的围裙，围裙上还有面粉的印子，大概是揉面的时候蹭上去的。他走到她面前，把蛋糕端稳，对着她轻声说：“生日快乐。”

沈未央看着那个蛋糕。不大，大概六寸，抹了白色的奶油，上面用红色的果酱写着一行字——“未央，生日快乐”。字歪歪扭扭的，不太好看，不像是蛋糕师傅的手艺。

“你自己做的？”她问。

“嗯。第一次做，不太成功，比预计的矮了三厘米。”

“为什么矮了三厘米？”

“因为蛋白没打发好，烤的时候没起来。”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懊恼，像在检讨一份没做好的商业报告。

沈未央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看着那个不太完美的小蛋糕，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看着他围裙上的面粉印子，看着他眼睛里那种微微紧张又期待的目光，觉得这是她这辈子收到过的最好的一件礼物。

“傅承洲，你是不是傻？”她问。

“可能吧。你先把蜡烛吹了，再骂我。”

沈未央弯下腰，凑近那根蜡烛，深吸一口气，吹灭了。火光熄灭的瞬间，她许了一个愿——很简单，只有四个字：一直这样。

傅承洲把蛋糕放在餐桌上，然后走到玄关处，拿起一个纸袋递给她。“还有一个礼物。”

沈未央接过去，打开。里面是一条项链，很细的银链子，吊坠是一个小小的船舵，金色的，在灯光下微微闪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