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摔在地上，是摔在赵哥头上。玻璃杯炸裂的声音在包厢里格外响亮，碎玻璃飞溅，酒液四溅。刘总吓得往后一缩，差点从沙发上滚下来。

“你他妈——”

门外的两个跟班已经冲了进来。

苏屿被架着胳膊拖出了包厢。两个人把他拖过走廊，拖过一楼大堂，拖出后门，扔在了后巷的地上。

“以后别来了。”其中一个保安说了句，然后“砰”地关上了门。

苏屿坐在地上。

后巷的地面是湿的——不知道是雨水还是什么。他的裤子膝盖处沾了一片水渍，黑色紧身衣的袖口在拖拽中扯破了。他的手掌蹭到了碎玻璃——摔杯子的时候划的——掌心有一道细细的口子，正在往外渗血。

他低头看着那道伤口。血珠很小，像一颗红色的露珠。

然后天开始下雨了。

上海的六月梅雨，不像北方的雨那样痛快——不是哗啦啦往下砸，而是像一块湿布，从天空慢慢垂下来，把人闷死在里面。

苏屿靠着墙坐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站起来。他的腿有些发软——酒精加上没吃东西。沿着后巷往外走，经过那些烟头、垃圾袋、泔水桶，走到了马路上。

凌晨一点半。路上没什么人。偶尔有车经过，溅起一片水花。

他不知道要去哪儿。

宿舍回不去了——他被开除了，明天之前必须搬走。他在上海没有朋友，没有亲戚。他妈在杭州，但他不想打那个电话。

他浑身湿透了。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滴，滑过脸颊，淌进领口。黑色紧身衣贴在身上，勾勒出每一根肋骨的轮廓。

他在一个公交站台的座椅上坐下来。站台的广告牌亮着——是一张楼盘广告，画着一对年轻夫妇站在阳台上，笑容灿烂。旁边的广告语写着：“家，就是最好的舞台。”

苏屿看着那行字，觉得很荒谬。

三个小时前。凌晨四点。

苏屿从化妆间出来的时候，走廊里的日光灯管刚好又闪了一下。

他没拿雷刚的西装外套。六月的上海其实不冷，但地下室常年恒温在十几度，加上酒精的作用，他的皮肤一直在泛起一层薄薄的鸡皮疙瘩。他不拿那件外套，纯粹是因为上面有别人的味道。

油烟味。廉价洗衣液的味道。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属于另一个人的体温残留。

苏屿受不了。

凌晨三点在化妆间，他从镜子里看到了那个男人。

微胖，不高，穿着不合身的廉价西装，头发乱蓬蓬的，像个刚进城的推销员。

眼睛不大，但意外地很亮，在他那张脸上有些格格不入。眼角有细纹，是那种经常笑的人才有的纹路。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像是刮胡子不小心割的。

他的手很大，手指粗而有力，指甲剪得很短很干净。递名片的时候，还在微微发抖。

一个挺“无害”的人。

昨天他砸了赵哥，被赶出来后，在街边的一个小旅馆凑合了一晚。但是杰哥——阿杰可怜他，帮他在赵哥面前说尽了好话，才换来今天这个机会，向刘总和赵哥赔罪。苏屿其实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了，但是杰哥好歹是帮他说了话，平时也挺照顾他。所以他今天还是来了，但是显然，他又把事情搞砸了。

苏屿坐在后巷的台阶上，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名片。已经被洗衣机洗过的名片纸质发软，边缘卷曲，但上面的字还看得清。

“笑一笑，十年少。”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俗气。但他嘴角还是动了一下，像肌肉抽搐了一样。

他从裤兜里掏出钱包——一个黑色的人造革短钱包，五十块买的。里面有三张百元钞、一张银行卡和几张零钱。三百多块——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

找地方住吧，小旅馆也行，总不能流落街头吧。就是不知道凌晨四点昨天那家，还开不开门。

小旅馆果然没开门。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门缝里塞着几张昨夜的风吹进来的传单。苏屿站在门口，透过卷帘门底部的缝隙往里看了一眼——黑黢黢的，连前台那盏夜灯都没亮。

他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凌晨四点半的街道，除了路灯和偶尔驶过的洒水车，什么都没有。空气里是湿漉漉的、带着柴油味的晨雾，吸进肺里又冷又沉。

他不想回星河娱乐的后巷。

他也不想再走下去了。

苏屿转身，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脚步有点飘，像一具被酒精和疲惫泡软了的躯壳在做最后的惯性运动。他走过了两个红绿灯，经过一家关门的面包店、一个熄了灯的彩票站、一个门口堆着空啤酒箱的便利店。

然后他看到了那个公交站台。就是昨晚他坐过的那个。

站台的遮雨棚还在漏水——顶上有一块破了的塑料板，雨水顺着裂缝滴下来，在长椅旁边积了一小滩。广告牌已经熄了，楼盘广告的那对年轻夫妇消失在黑暗中，只留下一片暗红色的底色。长椅是湿的，金属扶手上凝着密密麻麻的水珠。

苏屿在长椅最边上的位置坐了下来。然后他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