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屿看着他，看了大约三秒钟，然后抬脚迈上了台子。水泥台面有点高，他上去的时候身体微微晃了一下，雷刚连忙伸手扶了一把，手掌贴在他的后腰上。

“小心。”雷刚说，然后迅速把手收回去了。

苏屿站稳了，看了他一眼，“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坐。”雷刚在台子边上坐下，拍了拍旁边的水泥地，“陪我坐会儿。”

苏屿在他旁边坐下。两个人并排坐着，中间隔了大约一拳的距离。夜风不疾不徐地吹过来，梧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远处有汽车的喇叭声，有烧烤摊的笑声，有小孩追逐打闹的尖叫声。

“苏屿，”雷刚开口，“我给你讲个事儿吧。”

“嗯。”

“我来上海的第一年，就住在这附近。”雷刚指了指广场东边的一栋楼，“那栋楼，四楼，是个群租房，一张床一个月六百块。八个人一间房，上下铺，跟大学宿舍似的。”

苏屿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栋楼是九十年代建的，外墙贴着白色瓷砖，但大部分已经脱落了，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

“那时候我刚从文工团出来，”雷刚继续说，“兜里就两万块钱，是我妈给我的。我本来想找个剧场当演员，结果人家一看我简历——文工团相声演员——就说‘我们不招说相声的’。我说我还会小品、快板、主持，人家就说‘那你去婚庆公司试试吧’。”

他笑了一下，有一种自嘲的味道：“我就去了婚庆公司。干了半年，被投诉了，说我把人家新郎的致辞说成了单口相声。”

苏屿的嘴角动了一下。

“后来我还去商场当过促销员，”雷刚说，“才两个月，就因为跟顾客贫嘴被开除了。那时候我压力大，心思也重。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就会跑到这个广场上坐着。”

他拍了拍旁边的一处水泥台面：“就坐在这儿，然后看着对面的那个喷泉——那时候喷泉还开，夏天晚上喷得可高了，水雾飘过来，凉飕飕的。我就坐在那儿想：雷刚啊雷刚，你图什么？回东北不好吗？”

“还有一件事，”雷刚说，“你绝对想不到。”

“什么？”

“我刚办有戏的时候，来这里发传单。”雷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传单，那是他随手塞进口袋的，“就这种，‘有戏剧场，笑一笑，十年少’。我在这广场上发了一下午，发了两百多张，结果你猜怎么着？”

“没人来？”

“不是。”雷刚说，“有个老太太，拿了我的传单，看了一眼，然后对我说：‘小伙子，你这是骗人的吧？什么剧场，我看就是搞传销的。’”

苏屿笑出声了，在安静的广场上格外清晰。

“我当时那个委屈啊，”雷刚比划着，“我跟她说：‘大妈，我是正经演员，我说相声的，不是传销。’但她就是不相信。”

“后来呢？”苏屿问，声音里还带着笑意。

“后来我就垂头丧气地坐在这个台子上。我就想：雷刚，你是不是真的不行？你是不是应该回东北？”

“然后来了一个老头。”

“老头？”

“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穿着件白色背心，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他走到我面前，问我：‘小伙子，你坐这儿干嘛呢？’我说：‘我在想事。’他说：‘想什么事？’我说：‘想我是不是该放弃。’”

雷刚停了一下，看着那个已经锈迹斑斑的喷泉：“老头听了，坐在我旁边，从兜里掏出一瓶水递给我。他说：‘小伙子，我在这儿跳了二十年舞了。这个广场，以前是个垃圾场，后来政府改成了广场。我在这台上跳过交谊舞、大秧歌、广场舞，什么舞都跳过。那时候没人看，我就自己跳。后来慢慢有人看了，就有人跟我一起跳。’”

苏屿安静地看着他，“那个老头呢？”他问。

“走了。”雷刚说，“去年冬天走的。心梗，在广场上跳舞的时候倒下的。救护车来了，没救过来。”

苏屿的睫毛颤了一下。

“但他的老伴还在。”雷刚指了指广场东边的一棵梧桐树，“每天早上六点，他老伴都会来这棵树下面坐一会儿，坐半个小时，然后回去。我有时候早上路过，能看见她。”

苏屿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那棵梧桐树在夜色中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但苏屿觉得，那棵树下面好像真的有一个人——一个老太太，坐在长椅上，看着空荡荡的广场。

“雷刚。”苏屿忽然说。

“嗯？”

“你带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讲故事吧？”

雷刚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被你看出来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到台子中央。那盏唯一亮着的LED灯正好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投在水泥地面上。

“苏屿，”雷刚说，“我在文工团的时候，除了说相声，还学过一样东西。”

“什么？”

“交谊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