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寰宇集团的人来了。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叫王征，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脸上带着一种标准的、职业性的微笑，眼睛弯着，但目光锐利，从进门开始就在打量江阔——从头顶到脚底，从病号服到手上的绷带。

另一个年轻一些，三十出头，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他站在王征身后，没有说话，目光在病房里扫了一圈，然后落在江阔脸上。

“江阔。”王征走进来，伸出手，“我是寰宇集团的法务总监，我们在北京见过面，这位是李律师。”

江阔靠在床头，看着王征的眼睛，看了两秒，似乎在想是什么时候和他见过面。然后慢慢坐直了身体，伸出了右手。他的手上还缠着绷带，握手的时候，王征顿了一下，然后虚虚地握了一下。

“坐。”江阔说，下巴朝椅子方向抬了一下。

王征坐下来，李律师坐在他旁边，打开文件夹，里面厚厚一沓文件，密密麻麻的字。王征把文件夹翻了两页，抬起头，看着江阔。

“你的情况，集团已经了解了，你在社区的表现，集团通过难民署的人也知道了。”他慢条斯理地整理着眼前的文件，“集团的意思是，你先安心养伤，其他的事情，等伤好了再说。”

江阔看着他，没有说话。

王征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清了清嗓子，继续说。

“但是，当地警方和人权理事会那边，需要有人出面说明情况。你是社区的负责人，也是武装反击的主要组织者——当然，我们理解你是为了保护大家，但按照当地的法律和国际惯例，使用武力反击，是需要有正当理由的，如果理由不充分，可能会被认定为——”

“非法武装活动。”江阔替他说了。

王征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否认。

江阔靠在枕头上，看着天花板。

“社区里有老人、女人、孩子。这些，我们的人整理了档案，应该已经交给难民署了，这些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也可以证明我们并不是在进行武装活动，而是在自卫。”

江阔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我们所在的地区被当地的武装头目——哈桑屏蔽了信号，我们为了自救，不得已自己制作了无线电并架设天线发出了信号求救。而后，哈桑，和另一个武装头目哈立德为了打通他们的走私线路，要抢占社区。我组织了两批人员撤离，但我们需要有人在原地等待救援并告知难民署其他人撤离的地理位置。所以我和部分人员留下，而又因为哈立德派了武装强攻社区，我们为了自保，不得已进行了武装活动。当时，我们有四十七个人，对面来了六十几个人，十辆车，车载机枪。我们不开枪，所有人都会死，包括我。”

王征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基本和你们社区的其他人说的一样，警方和人权理事会也已经知晓了。但程序上，还是需要你配合调查。可能需要你在开罗多待一段时间。”

江阔没有回答。

李律师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递过来。

“这是集团的声明，集团会为你提供法律援助，也会承担你在开罗期间的食宿和医疗费用。你和集团的雇佣关系还在存续期间，但集团也明确了一点——”李律师停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他看了王征一眼，王征微微点了一下头，他才继续说，“你在社区的所有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与集团无关。”

江阔接过那张纸，低头看了一眼，纸上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但他只看到了几个词——“个人行为”“与集团无关”“不承担法律责任”。

他的嘴角弯了一下，王征看见了。他不确定那个笑容是什么意思——是苦笑，是嘲讽，还是早就料到了。

“我明白。”江阔把那张纸放在床头柜上。

王征站起来，伸出手，又握了一下江阔的手。

“保重。”他说。

江阔点了点头。

第八天，江阔出院了。

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阳光猛地砸下来，刺得他睁不开眼。

他抬起右手，挡在眼前，眯着眼适应了一会儿。开罗的天空是蓝色的，不同于塔尔法那种灰蒙蒙的、永远像蒙着一层纱的蓝，这里的天空干净的、透亮的，远处的金字塔在热浪中微微扭曲着，像一幅正在融化的画。

街道上人来人往，有人穿着西装配皮鞋，有人穿着长袍配拖鞋，有人骑着驴车，有人开着奔驰。喇叭声、叫卖声、驴叫声、清真寺的宣礼声，混在一起，好不热闹。

江阔站在路边，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不真实。十天前，他还在那个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社区里，蹲在墙根下，手里握着枪，耳朵里全是爆炸声和惨叫。现在，他站在开罗的街头，阳光很好，空气很干净，旁边有人在卖甘蔗汁，黄绿色的汁液从机器里流出来，滴进杯子里，溅起一小圈涟漪。

一辆出租车停在他面前，司机是个胖胖的中年人，留着浓密的胡子，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问他去哪。他说了一个地址，是寰宇集团给他安排的宿舍，司机点了点头，让他上车。

江阔坐进后座，靠在座椅上，座椅被太阳晒得发烫，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那股灼热。车窗外的风景在倒退，高楼、矮楼、清真寺的尖塔、路边的棕榈树、骑着自行车的小孩、抱着购物袋的女人。一切都是活的，动的，有温度的。

之后的两个月，江阔感觉自己提前步入了老年生活。

早上七点起床，煮两个鸡蛋，喝一杯牛奶，吃一片面包。八点出门，走路去附近的公园。公园不大，有一片草坪，几棵棕榈树，一条碎石铺的小路。他沿着小路走，一圈，两圈，三圈，走得很慢，比公园里遛弯的老头老太太还慢。他的左臂还不能大幅度摆动，只能垂在身侧，像一根僵硬的木棍。

九点回家，洗澡，伤口不能沾水，他用保鲜膜把右手的绷带缠住，又把左臂的绷带缠住，缠了厚厚好几层。洗完之后，把保鲜膜拆下来，扔进垃圾桶。垃圾桶里每天都有好几团保鲜膜，透明的，皱巴巴的。

十点去医院复查，换药，拆绷带，清理伤口，再缠上新的绷带。护士已经认识他了，每次见到他都笑，用生硬的英语说“你好，江先生”。他点一下头，把手伸过去，任她摆弄。她的手法很轻，拆绷带的时候不会扯到伤口，清理的时候不会弄疼他。

下午的时间最难熬。他试过看书，看不进去，试过看电视，换了几十个频道，没有一个想看。试过睡觉，躺下去，闭上眼睛，脑子却比白天还清醒。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这头裂到那头，像一个歪歪扭扭的“一”字。他盯着那道裂缝，从这头看到那头，再从那头看到这头，看了不知道多少遍。

后来，他去难民营的手续办下来了，他就开始经常去难民营。

难民营在开罗郊外，一片被铁栅栏围起来的空地上，搭着几百顶白色的帐篷。帐篷整整齐齐地排成行，像一片白色的蘑菇田。地上铺着碎石和沙土，风一吹就起尘。孩子们在帐篷之间跑来跑去，光着脚，踩着碎石，脚底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但他们笑得很开心，追着一个瘪了气的足球，从这头跑到那头，再从那头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