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着如何撑起一个公司的日子是苦不堪言的。

霍尔公司因为过于迅速的膨胀，在许多地方都有所欠缺。奥斯汀小姐将带着我学习如何管理公司作为她整理这团乱麻的一部分，虽然有的时候我会怀疑她早就想大刀阔斧，只是碍于老板不在才维持原状。

但这不妨碍我感觉自己像一匹马，在各个岗位晕头转向地被溜了一圈，从市场部到设计部，销售部，人力资源和财务，行政……

如果问我学到东西了吗？当然，在奥斯汀小姐和我的谈话后，整个公司上下几百名员工和他们的家庭就这么站在了我背后。

在最开始的几天里，路过的每一名员工多看我一眼都令我汗流浃背。午休去茶水间倒咖啡时，两名实习生谈论他们房租的场面更是令我几乎落荒而逃。我的助理——奥斯汀小姐为我安排了一个介于青年和成熟男性之间的，大约二十六七，有过那么几年工作经验的男助理。我端着咖啡溜回办公室时不可避免地经过他的桌子，看着他像是在一堆杂物和文件堆里吃午饭。

“尼科斯，”我有些没头没脑地问他：“你成家了吗？”

“噢，是的，”他明显不清楚我为什么这样问，不过回答上司的问题对他来说是工作的一部分：“我有妻子，还有两个孩子。”

“你的妻子工作吗？”

“呃，我想照顾家庭算是她的工作？”尼科斯有些不确定地说：“两个年纪不大的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三岁，如果她不照顾他们的话，保姆的费用恐怕会让我付不起贷款。”

我压力更大了，在坐回桌子前，对着自己的下午工作安排短暂地发呆后，抽出一张纸，开始做最近唯一能算得上解压的事——给安迪写信。

在开头勉强维持平静的“致安迪杜弗兰”之后，信里全是我不加掩饰的哀嚎。

这信当然不可能寄出去，所以我写得非常洋洋洒洒信马由缰，颇有些“想到什么写到什么”的气势。

从“你可能不信，但整个公司我唯一人名对得上脸的设计师是唐。哦，他目前受雇于霍尔公司，今年的秋季高级时装我打算交给他来负责”到“现在的公司真的很混乱，除了最接近大众成衣市场的渡鸦杰克，我和奥斯汀小姐打算再分出一个部门”，再到“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是假如秋季市场达不到预期，导致公司崩盘怎么办……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但经营公司真的和走钢丝没什么区别，随便谁都好，谁来救救我吧。”

大概是因为彻底寄不出去，我甚至在信里用中文写“天知道高考都没有这么折磨人”“那时候我的成绩只跟我自己的人生挂钩，和别人没什么关系！”

更悲惨的是，在一大段惨叫之后，我看了一眼钟表，只能用“我还有十分钟的午餐时间，那就先到这里。”这样的句子作为结尾。

没人会翻一个公司董事长的抽屉，我把这些信都压在文件底下，每天晚上带回家，夹在一个本子里，权当日记。

听说我从监狱辞职，跑到纽约后，欧文和盖茨比陆续给我发过几次派对邀请。在我无一例外地用“工作繁忙”为由拒绝后，在某个下午，欧文直接开着一辆极其拉风的凯迪拉克，载着满脸局促，反复说着“这真的很突兀”的尼克和叼着雪茄说“来看看你的工作情况”的盖茨比，杀到了霍尔公司的楼下。

然后？然后欧文当天就被奥斯汀小姐扣押在公司，要求他写完一篇关于霍尔公司的文章再走。尼克被提问，要求用他的金融知识评估霍尔公司的情况，至于盖茨比先生——他确实给我提出了很多的宝贵建议。

那个下午，我对怎么讲霍尔公司进行一个小规模的拆分有了些许头绪。这一系列事情完成在纽约新闻周之前，霍尔公司终于做完了对高级时装和高级成衣两个线路的清晰拆分。

而我，在杂志的多次报道、受邀为多部电影设计服装和在盖茨比邸打出名气的长久造势后，终于在纽约新闻周完成了真正的，属于个人的亮相。

化着妆的那种。

六十年代将是摇滚的时代，我假设这个年代对男性，尤其是对从事服装领域工作的男性设计师，有一些自己的风格会有那么一点包容。于是在咨询了奥斯汀小姐与欧文之后，开始折腾起了自己的造型。

衣服是由我自己设计的，白色西装两侧肩膀上点缀着细密的莱茵石[1]，为了让光华更加璀璨，我在里面混入了十分之一的小粒真钻——即使已经用这种在少量珍珠里加入大量鱼目的节约成本方式，这件衣服的造价还是让我决定在穿完后就把他挂进公司的展柜。

这个身体原本的发色就是颇受欧美人青睐的淡金，不得不说，可谓是得天独厚。为了把“卡斯特”和“莱斯利”切割开，我在监狱时就开始有意识的留长发，等到新闻周，我的头发已经到了肩胛骨左右的位置。

所以在和造型师沟通了一下之后，我把自己收拾成了莱戈拉斯。

虽然事实冷酷无情地向我证明了：莱戈拉斯的造型能成为影史经典，除了服化道和演技之外，还有奥兰多·布鲁姆精致且不失英气的长相。

镜子里的霍尔先生哪怕这么多年经历了东奔西跑和长身体，对于欧美男性来说，他的长相还是偏向斯文秀气——甚至在绷着脸面无表情的时候，有种微妙的，拒人千里的冷漠。

精灵王子梦碎的我就顶着这么一张冷漠的脸出现在纽约新闻周上，为了伪装，还配了个时戴时不戴，什么时候戴上纯粹取决于我什么时候想起来的无度数细框银丝眼镜。

你要问这身装扮有为我带来什么吗？当然，好的坏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