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方面是：在这个营销手段还不那么花样百出的时代，一个漂亮精致，愿意打扮的创始人，为我的品牌获得了远超本身咖位应得的的镜头和曝光量。

欧文在他的文章中评价我“与其说是一位设计师步入公众视野，不如说是一件行走的艺术品在陈述其创作者的哲学……霍尔先生的形象，无疑是一次精妙绝伦的自我品牌叙写。他不仅仅在展示服装，更在演绎一种完整的美学姿态。”

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在新闻周中的早餐上，当看到好友的评价后，我拼尽全力，竭尽所能，才没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咖啡喷到唐的团队为我制作的盘扣西装上。

一件高定两千刀，两千刀……我在心底反复念叨这句话，艰难地咽下了那口咖啡，然后摘下眼镜，用手帕去擦硬生生憋出来的眼泪。

当然，记者们对我的着装并非一边倒的夸赞。

倒不如说，批判与审视来得远比赞美更多。

在另一份杂志上，有记者写道：“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未来’，那么纽约时尚界恐怕正面临一场审美上的道德沦丧。在最近的新闻周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比起缝纫机更迷恋镜子的年轻人。霍尔先生那惊世骇俗的长发和闪闪发光的西装，让人们不禁怀疑：我们是在寻找一位卓越的裁缝，还是在选拔一名虚荣的马戏团领班？”

也有业内的文章指出：“……尽管媒体们因为他那张斯文秀气的脸而对他宽容有加，但我们不得不指出：时尚的本质是服务于穿着者，而非让设计师把自己变成一尊活动的塑像。”

如果是刚打算做服装这一行的时候收到这样的评论，我恐怕要丧气到放弃这份工作了。

可事实上，黑红也是红。

对于媒体上褒贬不一的争论，已经被繁重的工作和沉重的责任榨到全靠咖啡续命的我完全没了自己被指指点点的恐惧。只剩营销成功的惊喜，还有些许对霍尔公司本次亮相的衣服完全被我这个创始人夺走了目光的忧虑。

好在最后一天，《新闻周刊》帮我把视线抢了回来。

在《视觉霸权：霍尔如何将“自我”卖给世界》这篇文章中，有位记者写道：“尽管私人风格引发争议，但霍尔公司在新闻周的订单量却诚实地说明了市场热度。这种将‘公司设计风格’与‘自我品牌化’绑定的策略，让这家初出茅庐的公司在曝光度上已经足以与老牌时装屋平起平坐。”

“无论如何，在无数寻求瞩目的面孔中，他成功地凭借这种冷静脱颖而出，让我们不禁期待：这位将个人气质与设计理念如此无缝交融的年轻人，将用他的品牌，为我们的时代带来怎样的衣着革命？”

说来可能没人会信，在看到这篇报道的十分钟前，我刚艰难地拒绝掉一位男性设计师同行过于热烈且语气暧昧的邀约。

在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

这几天我当然不是纯粹地坐在那里给记者们当模特用。尼科斯——我可怜的助理一直在和我一起，竭尽所能的掩盖住“霍尔先生只看脸的话谁也不认识”的失礼。

展示设计，结识同行，认识媒体的编辑和记者们。每天我坐在化妆室的时候都捧着奥斯汀小姐送来的名单，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背那些人都做出了什么设计，或者来自于哪个媒体，最近写了什么文章，并尽可能礼数周全且不谄媚的与之交谈，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

最开始的时候，我紧张极了。

这件事很微妙：我的收入已经爬到了金字塔上层，可我的心态还没有。这几天，我身上的衣服一套下来最少也值一千美元，可我还是会被两美元的午餐贵的倒吸一口冷气，并暗地里仰望会场里的每一个人。

但——

他们对我的态度大多非常友善。

奥斯汀小姐对此见怪不怪，她告诉我“他们没必要得罪一个两三年就缔造了一个小型帝国的人”，盖茨比先生在电话里说，“你可以享受这些讨好，却更应该警觉，老兄，一切在得知你财富和地位后才冒出的好意都不乏算计。”

这时候他又忽然清醒了。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欧文，在得知我的疑惑和苦恼后，他说：

“你长成这样，又精于打扮，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对此，我的回应是——

在霍尔公司这次新闻周的财报，秋季的设计稿，样衣的生产合同，几家媒体的采访邀请的小山一般的文件和工作之间，冷笑着把那些堪称性-骚扰的信打包给他寄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