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55年初把唐送上回国的客轮，就像是当年回来时那样，顺便附赠了两大箱的礼物。

当然，送礼物的是我，负责怎么把那些东西拿回去的是他。我装的开心，唐逐渐惊恐的表情则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1956年，在“麦浪美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利用空壳收购和资产抵押，几乎兵不血刃的把公司送上了市，自此正式站上俄亥俄州农业资本的牌桌。

1957年，麦当劳公司上市，同年，有了“麦浪美梦”带来的资产注入，“霍尔公司”凭借数年口碑的积攒，以一种绝对恐怖的速度铺开了在全美地区的商店。因其早期产线分割的清楚，这种扩张完全没有令纽约总部兵荒马乱。

盖茨比将我手下的公司称为“精密运转的机器”，彼时“霍尔时装设计大赛”已经成为时尚界几乎最重要，最公平的赛事之一，我一边对着回信焦头烂额，一边说：“不至于吧，我觉得我没那么不近人情？”

“……”盖茨比在长久的噎住后，对尼克说“看吧，他已经忙疯了，现在就算我夸他是上帝，他也只会觉得……”

“卡斯特！”说到这里，他冲还在伏案狂写的我喊：“天呐！你简直像耶稣一样！”

“算了吧！”我在写不完了的暴躁中回他：“我是个同性恋，天堂不收！”

“你看。”他对已经笑疯了的尼克和欧文耸肩。

清闲，谁都比手里握着两家公司的我清闲。盖茨比现在迷上了投资，而不是亲自经营。麦当劳公司被他丢给了雷蒙·克罗克（虽然后者买下了他手里的一部分股份），现在，男人开始和尼克凑到一起，尼克负责调查，而他则针对那些报告研究该再投资点什么——主要是那些偏向慈善，又有一些商机的项目。

欧文手里握着他最开始投资盖茨比和我的公司股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我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

这个夏天，他们三个和另外一些朋友——在纽约这地方形形色色的人，在盖茨比邸，在欧文的别墅，在尼克新买的公寓里——在金钱带来的从容之上，真正放松的挥霍了一阵时光。

我当然有被邀请，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只能拿着自己的工作，在他们身边继续加班。

对此，不止一个人问我——

“霍尔先生，您的资产已经够多了，不休息一下吗？”

一般来说，我会笑着回答他们“谁会嫌钱多呢？”但当欧文从沙滩上走过来，浑身带着刚刚去游泳的水珠，直接坐到我身边，点了根烟问“不去游泳吗？”的时候，我习惯性的对朋友诚实：“还有工作没做完。”

“什么时候做完？”他把泳镜摘下去，猫眼石似的眼睛在阳光下明亮又华贵：“或者说，什么时候赚够？我不记得你是对钱有多贪婪的人。”

“说不好，”我诚实地回答他：“因为我不敢确定下一步要用多少钱。”

“老天，”欧文感慨了一声，摇摇头。

盖茨比开着水上飞机在海面上兜了一整圈，在岸边喊他“欧文！老兄！来试试！”男人只好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丢下一句“你别是打算收购华尔街就行。”

那还是不至于的。

让我为我的资产不安之极，却又一定要进行投资的，是即将到来的1958年俄亥俄州州长选举。

俄亥俄州是个摇摆州，1950和1952年由蓝党(1)弗兰克·劳什连任州长，1954年又由红党的威廉·奥尼尔当选，紧接着，奥尼尔连任了1956年的州长。

作为坐在如今的俄亥俄州农业牌桌上的人之一，我当然见过几次威廉·奥尼尔。当商业达到了一定规模，很多事情不得不牵扯到私底下的利益交换，红党想要拉拢一个新贵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老实说……

我更倾向于蓝党。

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能拿到的话语权重是不一样的，倘若我可以帮助蓝党的迈克尔·迪萨尔拿下州长席位，支持斯蒂芬·杨成为联邦参议院，或许我可以在暗地里主导肖申克监狱的管理层大换血，并借此推动某些经典案子的旧案重查。

1958年，俄亥俄州州长选举准备工作开始的时候，“麦浪美梦”公司的拥有者卡斯特·霍尔如愿加入蓝党。面对本质上有利于资本和企业的“工作权”（Right-to-Work）法案(2)，背叛了自身阶级，但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阶级的霍尔先生调动了自己手上几乎所有的可动用现金——

三百万美元(3)。

电视广告，报纸广告，我甚至组建了一个工作内容是满俄亥俄巡回演讲，针对“工作权”法案对民众进行详细拆解科普的基金会。

钱流水一样的花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