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该死的七月正是我要开始准备下一季服装的时候。

于是早上在纽约，在霍尔公司处理工作，下午跑到俄亥俄州，晚上和一群政客和企业家们吃饭，再在第二天早上前回到纽约。

感谢盖茨比愿意把他的私人飞机借给我使用，哪怕燃油费是天价，我仍忍不住庆幸还好五十年代没有后世那么铺天盖地的环保宣传，不然我真的要为自己破坏地球臭氧层而在半夜垂死病中惊坐起了。

反对“工作权”法案，并且为蓝党提供资金让“麦浪美梦”在短期内几乎成为俄亥俄州企业家们的众矢之的，公司丢失了不少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我又受到了工会的欢迎。小型商店和那些还算不上“资本”的农场变得更愿意签署公司的合同，手下的员工在上班时跟我说，有一家农户几乎没详细看合同内容就签了字，并让他转告我“霍尔先生是我们的英雄。”

对此，一部分供应链被对手切断的现实和下跌的收益报表令我只能苦笑。

因为参与政治，我的公司陷入一种漫长的拉锯。因为“渡鸦杰克”的半慈善性质，迈克尔·迪萨尔建议我可以以此为跳板，尝试正式从政。

“算了吧，”我看了一遍基金会的宣讲稿，签下“批准”的字样，半开玩笑的回复他：“俄亥俄州可不需要一个长发男人做政客，如果我上去演讲，我们才是真的要完蛋了。”

农业州总是喜欢硬汉的。

8月，红党的“第2号提案(4)”被确立，俄亥俄州各大工会联合成立了“俄亥俄联合劳工组织”。当工会们联合起来进行走访，动员和法案内容讲解，我的基金会的压力一下子就小了很多，可以转而把更多重心转移到媒体的宣发上。

9月，红党的威廉·奥尼尔和布里科公开表态支持“第2号提案”。工会开始了更加铺天盖地的宣传，他们将“工作权”法案称呼为“降薪权法案”。欧文和那些纽约的报社，杂志社等媒体甚至都来关注这场战斗，我的朋友总能从我这里得到第一手资料，他半调侃地问我“为什么要抵制一个明明对自己有利的法案”，我也半开玩笑的回他“因为做人要有良心。”

第二天，这句“做人要有良心”和我的照片一起登上了报纸头条。我进办公室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鼓掌，那时可怜的霍尔先生还没看自己办公桌上的报纸，所以只能小心翼翼地低声问他身边的新助理：“奥斯汀小姐给他们发奖金算我头上了？”

新助理回答：“呃，我想他们是为了良心而鼓掌。”

如果你问我之前的助理尼科斯去了哪，当然，在学习了服装制作和项目运营后他升职了，现在变成了项目经理——刚刚那群带头鼓掌的人里就有他一个。

10月，这场战争的白热化和“麦浪美梦”被卡脖子的亏损令我不得不卖掉了一部分手里麦当劳的股份。为了不让其实有些兴致缺缺的盖茨比截胡，重新成为麦当劳最大股东，雷蒙·克罗克提前联系了我，报出了一个极其优厚的价格。

当然，我还是问了盖茨比的意见，盖茨比的回复是“我不会比他出价更高了，而且这笔投资已经成功，我在考虑新项目。”

于是我拿着这笔钱补上了“麦浪美梦”的窟窿，并且在俄亥俄州最黄金的电视时段，买下了整整十分钟的宣传——长达半个月。

那段时间，蓝党的每个人见到我都挂着非常热烈的微笑，迈克尔·迪萨尔更是要凑上来进行一个狠狠的拥抱。

我趁机提出要求“你知道的，现在俄亥俄州财政亏空，如果你成为州长，我手里有些和监狱相关的项目。”

他看起来相当惊讶：“我以为你会更希望农业税被降低。”

“呃，”我只好说：“我真的是自愿缴税的。”

这句话成为了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很多年的笑话。

不过无论如何，因为我提出了“监狱相关的项目”，当工会决定去监狱对狱警们进行宣讲时，迈克尔·迪萨尔决定带着我亲自去俄亥俄州那些有名的监狱考察一圈。我不得已跟他走了一圈俄亥俄州立监狱、俄亥俄州女子监狱、马里恩惩教所、黎巴嫩惩教所(5)……并在最后到了肖申克监狱。

在前几所监狱，我们受到了相当热情的款待，俄亥俄州立监狱为我们准备的午餐有炖土豆、牛排、新鲜沙拉……还有汤和可乐。尽管迈克尔·迪萨尔看起来对这些饭没什么兴趣，我却清楚这完全不是监狱正常会配给的食物，于是喊上迈克尔·迪萨尔在用餐时间突袭了犯人们的食堂。

俄亥俄州立监狱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么一遭，也根本来不及重新准备可口的午饭。迈克尔·迪萨尔在看到犯人们吃的，泔水一样的食物后大发雷霆，最后他的雷霆之怒却变成了用“不曝光这件事”换来的，州立监狱上下对蓝党的服从和妥协。

“这就是政治。”他得意的对我说。

我不置可否，但有了州立监狱的前车之鉴，后面的那些监狱拼尽全力也要做出些“犯人过得还不错”的面子功夫。我确信女子监狱的囚服是新发的，马里恩惩教所的囚室弥漫着一股油漆的味道，黎巴嫩惩教所的犯人们在我们去的那天甚至有啤酒喝。

而肖申克监狱——

当我们的车队开进去的时候，他们甚至为犯人们举办了足球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