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师是在凌晨五点十七分收到父亲遗书的。

不是原件，原件在他老城区家里的铁皮柜里，用防水油纸包了三层，和父亲那支旧钢笔放在一起。他收到的是守夜人通过加密频道发来的扫描件。图像有些模糊，纸上的折痕和虫蛀的小孔都被原样保留了，边缘还有守夜人手指按过的痕迹。遗书不长，只有一页纸，钢笔字，墨水褪成淡蓝色。他之前看过无数次，每一个字都能默写。但每一次重新看到，他的手指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按在屏幕上那个签名上——沈渡，两个字，收笔很干净，没有犹豫，没有颤抖。

他把遗书打印出来，打印机是医疗舱的老式针式打印机，打印时发出尖锐的吱吱声，针头一下一下敲在色带上，像心跳被翻译成了另一种频率。他拿着那张还温热的纸，走出值班室，穿过走廊，走到核心处置室门口。防火门还关着，门缝下面那片钥匙还在原处，泛着银白色的微光。

他把遗书举到面前，透过纸张，能看到门外有手电筒的光在晃动——不是一道，是很多道，交叉着把走廊的墙壁切成一块一块明暗交错的方格。破门锤又砸了一下，门框上的灰簌簌往下掉，落在药师肩头。他没有掸。

“我是太空基地医疗系统最高级别的神经意识评估师。”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门板里，“我的名字叫沈渡。”

门外手电筒的光停了一瞬，他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他太累了，累到把自己叫成了父亲。但他没有改口。他只是把那张打印出来的遗书按在门板上，让纸上的字透过门缝能被外面的人看到。

“这是我父亲的遗言，”他说，“他是第一批127人中的医疗官，编号064，二十五年前，他走进镜界之前，写了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你们所有人的。”

门外安静了，手电筒的光还在晃，但砸门声停了。药师低头看着手里的纸，开始念。他的声音很平，和平时宣读知情同意书时一模一样，但每一个字都像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

“致第一批接入者全体家属，以及所有可能读到这封信的人：我叫沈渡，医疗官，编号064。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距离接入还有四小时。他们说我应该写一封家书，但我不止有家——我还有127个病人。”

他翻过一页。

“你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自愿留下。不是因为我勇敢，我做了二十三年医生，见过太多人在我最无能为力的时候闭上眼睛。那种无力感，不会因为你是医生就消失。它会累积，会发酵，会变成一种你甩不掉的东西。镜界里有人在尖叫，在迷失，在变成暗意识的宿主。但他们不是怪物，他们是我的病人。我不能走。”

他的手指在纸上停了一下，下一段是写给母亲的，但他跳过去了。他直接念到了最后一段。

“儿子：别学医。你小时候说长大了要像爸爸一样当医生，我在诊室里笑，回家哭了。不是不想让你学，是怕你有一天，也要做我今天做过的选择。但如果有一天你学了，别怕。笔在抽屉里，是我的笔。纸在桌上，是我的纸。病人是你的病人，你就会懂。”

他把纸从门板上放下来，折好，放回口袋里。隔着门板，他对门外的执行员说：“这是我父亲的遗言。你们要进去，可以，先把它撕了。”

门外沉默了很久，手电筒的光不再晃动，齐齐停在门缝的同一高度，像一排被定住的眼睛。然后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不是执行员，是零。零的声音很轻，但隔着防火门依然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沈渡医生，”他说，“我认识，他的评估报告我看过。评级B，备注：存在情感依赖风险——对象：妻、子。”他停了一下。“他没有撤。你也不撤。你们父子俩，一模一样。”

药师没有回答，他只是把手掌重新贴在门板上，和父亲二十五年前贴在接入舱玻璃上的姿势一模一样。

同一时刻，核心处置室。柴小云坐在两张病床中间的小凳子上，背靠着冰冷的墙壁。

外面砸门的声音她听得到，但她没有动。她手里攥着那本旧杂志，杂志封面上的标题已经磨得看不清了，角落上她画的那三个小人还在——土豆，长颈鹿，长了头发的鸟。她把杂志放在膝盖上，翻到她画了三个小人的那一页，又翻过一页，开始画第四个。第四个比前三个都高一点，瘦一点，没有头发，腿很长。她在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个“朱”字。

监护仪的滴答声在安静的处置室里规律地响着，一下，一下。和外面的砸门声形成一种奇异的对位，一个急，一个稳；一个要把什么东西砸碎，一个在等着什么东西醒来。朱鑫的手指忽然动了。不是之前那种微弱的、几乎看不清的抽搐，是整只右手，手指一根一根地蜷起来，像在握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柴小云看见了，她把杂志往床上一放，站起来，走到朱鑫床边。监护仪屏幕上的意识波动指数正在往上跳——零点四，零点五，零点六，数字以她从未见过的速度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