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气息是静止的。

像一本翻到一半就合上了的书，搁在书架角落里很久没人动过。

沈砚走进去，先把包放在门口的鞋柜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卫衣帽子从头上褪下来，连着我一起搁在了沙发上。沙发是很旧的那种布艺沙发，灰绿色的，扶手上搭着一条勾了线的毛毯。

我终于重见天日。

我从帽子里探出头来，抖了抖身上的毛，一爪子踩在沙发上，环顾四周。

一室一厅，不大。家具不多，但都收拾得还算整齐。茶几上摆着半杯凉透的水，旁边压着一张纸条，被杯底的水渍洇湿了一小块。厨房的灶台上干干净净，没有锅，没有碗，没有任何使用过的痕迹。阳台的晾衣架上挂着几件衣服，被风吹得歪歪斜斜的，其中一件白衬衫的袖子打了结，像一个吊死鬼。

这个屋子里住着一个人，但这个人好像不太在这里生活。

沈砚进了厨房，我听到她打开冰箱的声音。冰箱门关上，又打开，又关上。然后是一阵塑料袋窸窸窣窣的响动，一股鱼腥味从厨房的方向飘了过来。

她端着一只小碟子走出来，碟子里是一条煎过的鱼——严格来说，是一条被煎糊了一半的小黄鱼。鱼皮黑了一大块，鱼尾巴断了一截，品相极差。

“昨天……前天买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吃。”她把碟子放在我面前，蹲下来，有点紧张地看着那条鱼，好像那条鱼是她刚交上去的试卷，正在等待一个评判。

我闻了闻那条鱼。

鱼确实是前天买的，煎过之后没有吃完，在冰箱里放了至少一天。鱼肉的表层已经有点干了，但里面的肉还算白嫩。糊掉的那一半带着苦涩的味道，但另一侧还保留着一点鱼本身的鲜甜。

沈砚蹲在我面前，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

那种眼神我在别的流浪猫身上见过，是在看着自己刚生下来的小猫崽时才会有的表情——既怕它不吃，又怕它吃不好，还怕它吃着吃着就不见了。那种眼神里有很大很大的担心，大得不太合理。

因为我不是她的小猫崽。

我是一只她从雨夜里捡回来的流浪猫，满身泥水，来历不明，嘴里可能还带着不知道多少细菌。正常的人类不会用这种眼神看一只来路不明的猫，正常的人类会先把我关在阳台上观察几天，确认我没有跳蚤和狂犬病之后才考虑要不要留下我。

沈砚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她蹲在那里，用一种马上就要哭出来的表情看着一条煎糊了的小黄鱼和一只吃不吃这条鱼的流浪猫之间的博弈，好像这关系到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我低下头，从那半条没糊的鱼肉上咬了一口。

她呼出一口气。

那条鱼我吃得很慢。不是因为不好吃，而是因为我在吃的时候一直在观察这个屋子，这个人类，以及这一切将要如何运转。这只碟子，这条鱼，这间灰绿色的老房子，这个蹲在我面前看着我吃东西的姑娘——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从此要在这里住下了吗？意味着我要放弃我的三条巷子、一个公园、两间饭馆后厨和那辆灰色面包车吗？

我还没想好。

“我叫你焦糖好不好？”沈砚忽然说。

她一边说一边从茶几下面翻出一本旧杂志，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上面的一张图片给我看。那张图片上是一只橘色的猫，毛色很深，像熬了很久的焦糖酱。杂志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软，那只猫的样子也看不太清了，但“焦糖”两个字写在图片下面，印刷体的，端端正正。

“我以前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就想，以后要是养猫，就叫这个名字。”她说，好像在解释给一个人听，“但不是橘猫也没关系，你是狸花，狸花也可以叫焦糖。”

她伸出手来，轻轻点了一下我的鼻尖。

“焦糖。”她说。

我没有回答她。

她不死心，又说了一遍：“焦糖。”

这次语气更轻了，像在确认一个名字有没有被主人接受。她的声音很软，和她在雨夜里哭的时候完全不同。那时候她的声音是碎的，是那种被人用力摔过之后捡起来勉强拼在一起的瓷器，每一道裂缝都在漏风。而现在她的声音是完整的，带着一点试探性的、小心的温度。

“焦糖。”

第三次了。

我看了她一眼，慢慢地，极不情愿地，摇了一下尾巴尖。

“你答应了！”她整个人忽然亮了一下，像那种很久没充电的灯泡忽然被人插上了电源。

我其实只是随便摇了摇尾巴，她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

但从那天起，我确实开始回应这个名字了。不是因为她叫得多好听，而是因为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实在太好猜了——高兴就是高兴，难过就是难过，从来没有假装。和这样的人类相处的好处是，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分辨她的情绪，她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清清楚楚，像一本摊开的书。

书上写着：沈砚，二十四岁，独居，来自我不知道的地方，做着我不知道的工作，哭过一场，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活。但她有一只猫了。

或者说，一只猫有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