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阿婆来了。

她来得比沈砚想象中要早。

那天是周六，沈砚正在阳台上给龟背竹换盆，手上沾满了土，电话忽然响了。

她擦了擦手接起来，听了几句，愣了一下，然后说“我去接你”，放下电话，洗了手，换了件衣服就出了门。

她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人。

那个老人站在门口的时候，我正蹲在沙发扶手上。

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棉布衫，外面套着一件米白色的针织开衫，扣子没扣，随意地敞着。

她的头发是银白色的，烫着细密的卷，像一朵开得正好的蒲公英，在午后的光线下泛着柔和的、近乎透明的光泽。

她的背有些驼，但站起来的时候腰板还是直的，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应该很高挑。

她的手里没有拎东西，只拄着一根棕色的木质手杖，手杖的末端包着一圈黑色的橡胶，已经磨损了大半，露出里面浅色的木头。

她站在门口，看着沈砚。

她笑起来的眼角有很多皱纹，但她的眼睛很亮，是那种被岁月冲洗过后反而更加清透的亮。

“砚砚。”她说。

她的声音不像我想象中那样苍老。

她的声音是温润的，像一块被盘了很久的玉，表面光滑，触手生温。

“阿婆。”沈砚说。

这两个字从她嘴里出来的时候，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东西。

不是柔软，不是撒娇，是一种不需要任何防备的、全然敞开的、像把整颗心都摊在阳光下的声音。

她扶着那个老人走进客厅，让她坐在沙发最软的那个位置，然后蹲在她面前，仰头看着她，像一只小猫蹲在常来的访客面前。

阿婆坐在沙发上，环顾了一圈。

她的目光没有像那个男人一样测量，也没有像那个女人一样扫视，她的目光是停留的，是缓慢的，像在抚摸每一件东西。

她看阳台上的花看了很久，从粉色的那朵看到薄荷，从薄荷看到茉莉，从茉莉看到龟背竹。

她看完之后点了点头，像在确认什么。

“花养得不错。”她说。

沈砚笑了。

“阿婆，你想喝什么？”

“茶。”

沈砚站起来，走进厨房。

阿婆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手心朝上，放在膝盖的位置。

那个高度刚好，是我不用跳就能走上去的高度。

她做了一个极轻微的、邀请的手势，轻轻动了动手指，像在说：“可以过来，也可以不过来，都行。”

我走过去了。

一步一步，从沙发扶手的这一端走到她的膝盖旁边，然后停下来，用鼻尖碰了碰她的手心。

她的手指落在了我的头顶。

轻轻的，不带任何试探的，像一片叶子落在了水面上。

她顺着我的眉心往下抚了抚，从鼻梁到额头，然后整个手掌覆上来，像在捧着什么。

“它叫什么？”她问。

“焦糖。”沈砚端着茶杯走出来。

“焦糖。”阿婆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咀嚼的、品味的节奏，像在尝一颗糖的味道，甜不甜，硬不硬，在舌尖上停留多久。

然后她笑了，说：“好名字。”

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用手指轻轻挠了挠我的耳根。

我本能地眯起了眼睛，发出了一串咕噜咕噜的声音，从胸腔里传出来。

沈砚把茶杯放在茶几上，在阿婆旁边坐下来。

她端起茶杯，吹了吹，递给阿婆。

“有点烫。”

阿婆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你小时候也这么说话，‘有点烫’，‘有点咸’，‘有点晚了’。你说话总是留一点余地，给自己留，也给别人留。”

沈砚没有说话，但她把头靠在了阿婆的肩膀上。

阿婆没有动。

她只是把一只手放在了沈砚的头发上，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抚着。

像在抚一只猫，又像在抚一个小孩。

她的手指穿过沈砚的发丝，从发根到发梢，动作轻而稳，像在翻一本很旧很旧的书，每一页都要小心地托着，不能撕破，不能折角。

窗外传来麻雀的叫声。

缺趾的那只在栏杆上跳了两下，歪着脑袋往屋里看了看，然后飞走了。

阳光从阳台洒进来，落在地板上，落在花盆上，落在沙发上的两个人身上。

她们坐在那里，一个靠在另一个的肩膀上，一个抚着另一个的头发。

我蹲在她们中间。

下午的时候，阿婆说要看看沈砚的厨房。

沈砚扶着她站起来，两个人慢慢走进厨房。

阿婆站在灶台前，看着那些排列整齐的调料瓶，看了很久。

她的目光在那一排瓶子上慢慢地移动。

生抽、老抽、醋、料酒、蚝油、芝麻油、豆瓣酱、冰糖。

每一瓶都盖着盖子，瓶子外面擦得干干净净，没有油渍和灰尘。

“你会做饭了。”阿婆说。

“会一点了。”沈砚说。

“会做什么了？”

“红烧肉、排骨、清炒时蔬、糖醋排骨、番茄牛腩、酸辣土豆丝、鲫鱼豆腐汤。”

她报菜名的语气带着一点不好意思的骄傲，像一个小学生向老师汇报她背下来的唐诗。

阿婆笑了。

“你小时候连厨房都不进，”阿婆说，“每次我在厨房做饭，你就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闻到香味就跑进来看一眼，然后又跑回去。”

沈砚低了一下头，像在回避什么，又像在消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