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衍之走后的第三天，纪澄收到了一封信。信不是从京城来的，是从镇江来的。他在信上说，船走到镇江遇上了逆风，耽搁了一天，索性下船去看了焦山。字迹潦草得很，有些地方墨迹还洇开了，像是赶路的时候趴在颠簸的车上写的。信很短，不过百来字，可纪澄看了三遍，把每一个字都记在了心里。

她把信折好，放在枕头底下。那个位置离她的头最近，躺下来的时候，仿佛能听见信纸在耳边沙沙作响，像他在说话。

铺子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马先生是个做事的人，说干就干，新铺子开张一个月，已经拉到了好几位大客户。纪澄每天去铺子里对账，忙到傍晚才回家。日子过得像上了发条，一刻不停地转，转得她没空去想顾衍之。可每到夜深人静，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的时候，他的脸就会浮上来，清晰得像刻在脑子里。

第二封信是十天后收到的。这回是从京城来的，厚厚的一封，拆开来足足四页纸。顾衍之在信上说他已经到了京城，见了父亲，把扬州的事交代了。他还说京城下了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早，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丫被雪压断了一根，砸在了他书房门口。他说这些琐碎的事，说得不紧不慢的，像是在跟她拉家常。纪澄读着读着就笑了，笑完又觉得鼻子发酸。

她坐在油灯底下，铺开纸，拿起笔，给他回信。写了撕，撕了写，反反复复好几遍，才写出一封像样的。她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想说“我想你了”，又觉得太直白了，说不出口。想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又觉得像是在催他，显得自己不懂事。最后她只说铺子的生意好了，菜地里的青菜长出来了，祖母身体硬朗，纪婉又长高了一寸。写了满满两页纸，全是琐事，没有一个“想”字，可她觉得他一定能看懂。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半个月一封信，像钟摆一样准时。纪澄把每一封信都收在枕头底下，攒了厚厚一沓。有时候半夜醒来，她会伸手摸摸那些信，确认它们还在，才安心地继续睡。

翻过年来，锦荣坊的生意更上一层楼。马先生从江宁织造局拿到了一批上好的云锦和蜀锦，成色极好，价钱也比市面上便宜。消息传出去，扬州城里的富商太太们一拨一拨地来，有的为了买布，有的为了看那个传说中“比账房先生还会算账”的纪家大小姐。

纪澄不喜欢被人当稀奇看，可她不会把客人往外赶。人家来看就看吧，看一眼又不会少块肉。她该干什么干什么，看账、理货、招呼客人，不卑不亢的，反倒让那些原本来看热闹的人对她多了几分尊重。

三月初九，纪澄十七岁了。

生日那天，张婶子给她做了一碗长寿面，卧了一个荷包蛋，卧了两个，孙氏说一个不够，得两个，好事成双。纪澄端着那碗面，坐在院子里吃，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菜地里的青菜绿得发亮。她忽然想起去年这个时候，纪家还没有出事，她还住在埂子街的老宅里，每天绣花、看账、陪祖母说话。那时候的她不知道，几个月后她会经历那么多事——查案、告状、翻案、搬家、开铺子，还有一个叫顾衍之的人，会走进她的生活，然后离开，然后用一封信一封信地填满她等待的日子。

下午的时候，有人敲门。刘德茂去开门，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包袱，说是一个不认识的人送来的，放下就走了。纪澄打开包袱，里面是一只紫檀木的小匣子，匣子上刻着一枝梅花，雕工精细，一看就不是凡品。打开匣子，里面躺着一支白玉簪，成色极好，温润得像一汪水。簪子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字——“生辰。”

是顾衍之的字迹。纪澄认得他的字，潦草得很，跟他的长相一点都不像。她拿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把那个没有署名的“生辰”两个字翻来覆去地看了无数遍，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他把她的生日记着了。她从来没跟他说过自己的生日，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打听来的。也许是沈先生告诉他的，也许是沈若兰，也许是他自己查到的。不管怎样，他记着了。

纪澄把那支白玉簪插在头上，对着铜镜照了照。簪子在她乌黑的发间泛着温润的光，跟她那件月白色的中衣很配。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觉得好看了一些。不是簪子好看，是心情好看，是知道在千里之外有一个人惦记着她，这种感觉让她整个人都亮了起来。

她铺开纸，给他写信。这回她没有犹豫，下笔很快，写了满满三页纸。她告诉他长寿面吃了，荷包蛋也吃了，祖母说好事成双。她告诉他菜地里的青菜收了一茬，又种了一茬，新苗长得很好。她告诉他白玉簪很漂亮，她很喜欢。

写到最后，她停了一下，看着纸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忽然觉得少了点什么。她想了想，在最末尾加了一行小字——“我很好，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