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令营的宿舍是两个人一间。

沈屿洲被分到的室友来自四川，叫陈见秋，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把“物理”说成“物哩”。陈见秋是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的一等奖种子选手，去年就拿了省一，今年目标是进省队。沈屿洲在名单上看到过他的名字，排在很前面。

报到那天，陈见秋比他早到，已经占了靠窗的那张床。沈屿洲进去的时候，陈见秋正坐在床上看一本量子力学的中文教材，书页间夹着好几张写满公式的纸。他抬头看了沈屿洲一眼，说了句“你好”，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看书。

沈屿洲把行李箱放在另一张床旁边，开始收拾东西。他把衣服从箱子里拿出来，一件一件叠好，放进柜子里。外套挂起来，内衣叠成方块，袜子卷成卷。陈见秋不知道什么时候抬起了头，看着他收拾，表情带着一种“你是在军训吗”的困惑。

“你叠衣服叠得真整齐。”陈见秋说。

“习惯了。”沈屿洲说。

他把最后一双袜子放进抽屉，关上柜门，坐在床上拿出手机。手机上没有新消息。他点开陆时寒的对话框，上一条消息还是两天前的，是他发的那句“冬令营的题很难”。陆时寒回了一些话，两人讨论了一道相对论的题，然后对话就结束了，停在那个“对”字上。

沈屿洲看着对话框里那些文字，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再说点什么。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习惯主动发起对话，尤其是那种没有明确目的的对话。在学校里，他和陆时寒的交流都有明确的功能性——讨论题目，借还东西，告知信息。离开了这些功能性，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和他说话。说“今天吃了什么”？太无聊。说“北京下雪了”？太刻意。说“我想你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压了下去。不是“压下去”，是“修正”。不是想他了，是觉得应该保持联系，朋友之间保持联系很正常。

他把手机关了，放在枕头旁边。

冬令营的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上午三小时理论课，下午三小时习题课，晚上两小时自习。讲课的是大学物理系的教授，讲的内容比高中物理竞赛还要深一个档次。第一天讲的是狭义相对论的四维形式，第二天讲的是电动力学的麦克斯韦方程组，第三天讲的是量子力学的基本公设。沈屿洲每节课都听得很认真，笔记记得密密麻麻，但他心里清楚，有些内容他并没有完全理解——不是听不懂，是还没内化成自己能用的东西。陈见秋就不一样了。教授讲完一个公式，陈见秋能在脑子里把推导过程过一遍，然后举手问一个让教授都愣住的问题。沈屿洲坐在他旁边，听着那些问题和答案，感到一种熟悉的压力。和陆时寒给他的压力不同。陆时寒的压力是“他比我快”，陈见秋的压力是“他比我深”。快可以追，深追不了。快是速度问题，深是本质问题。

第三天晚上，沈屿洲在自习室里做题，做到一道关于电磁波偏振的题，卡住了。他反复看了三遍题目，换了两种思路，都没能推出题目要求的结果。他的草稿纸上写满了推导，每一条路都走到死胡同里，像迷宫里的老鼠，转来转去都找不到出口。他深吸一口气，把笔放下，闭了一会儿眼睛。再睁开的时候，他看到陆时寒那本《百年孤独》里的一句话。不是真的看到，是在脑子里浮现出来的——“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这句话，它和电磁波没有任何关系。但它就是冒出来了，像从水底浮上来的气泡，拦都拦不住。他想，也许是因为他现在就处在一个“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的阶段。那些公式、那些概念、那些他未曾理解的物理图像，都还没有名字，他只能用手指指点点，试图从黑暗中辨认出一些轮廓。

陈见秋坐在他旁边，也在做同一道题。他看了沈屿洲的草稿纸一眼，说：“你是不是在第三步用错了边界条件？”

沈屿洲顺着他的提示看了一遍，发现自己真的在第三步用了一个不成立的假设。他修正了那个错误，重新推导，十分钟后得出了正确答案。

“谢了。”他说。

“不客气。”陈见秋说。

他们之间没有多余的对话。陈见秋和他一样，不太爱说话，但他不说话的理由和沈屿洲不一样。沈屿洲不爱说话是因为他觉得大多数话没必要说，陈见秋不爱说话是因为他的注意力总是在别的地方——在题上，在公式上，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物理图像上。沈屿洲有时候觉得，陈见秋比他更像一台机器。不是贬义，是一种“天赋”。陈见秋可以连续四个小时不抬头，不做任何与题目无关的事情，不想任何与物理无关的问题。沈屿洲做不到。他想问题的时候会走神，会想到一些和物理无关的东西——比如去年秋天图书馆窗外那些银杏叶，比如陆时寒在校刊上发表的那篇小说的结尾，比如陆时寒说“你没带伞？”时的语气。这些事情和物理竞赛没有任何关系，但它们就是会在做题做到一半的时候冒出来，像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坐下来就不走了。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他可以像陈见秋一样，连续几个小时只做一件事。做题就是做题，看书就是看书，不想别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他想了一下，发现答案是“从认识陆时寒开始”。这个答案让他不舒服，因为这意味着另一个人正在改变他的思维方式，而他甚至没有同意这件事的发生。

他甩了甩头，把那个念头甩出去，继续做题。但到了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他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物理上。不是因为题太难——题确实难，但这不是原因。是因为他的脑子里多了一个人，那个人不在北京，在一千公里之外，在他的对话框里，在他枕头下面的手机里。他每天晚上回到宿舍，洗完澡，躺在床上，会拿出手机看有没有新消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陆时寒会主动发一条过来，说“今天下了雪”，或者发一道题的照片问“这道题怎么做”。有时候什么都没发，沈屿洲就会盯着那个空荡荡的对话框看一会儿，然后把手机关了，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听着暖气管道的水流声，想着陆时寒今天做了什么。

这种状态让他感到不安。不是因为“想一个人”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想”。他习惯把所有事情都纳入一个可管理的系统——学业的归学业，生活的归生活，情绪的被标记、被归类、被放好。但“想陆时寒”这件事放不进任何一个类别里。它不是学业，不是生活，不是可以被归类的情绪。它是一团没有形状的、不断变化的东西，像液体一样流淌在他的意识里，填满了所有没有其他事情占据的缝隙。等公交车的时候，洗漱的时候，躺在床上还没睡着的时候，那些缝隙里全都是陆时寒。不是具体的陆时寒，是一个模糊的、由碎片拼凑成的形象——校服拉链只拉到胸口，低头写字的时候会有几根头发垂下来，说“谢谢”的时候语气比平时轻一些。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可以随时被调用的形象，比任何照片都清晰。

他不想承认这是“喜欢”。不是因为“喜欢”这个词不好，是因为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资格使用它。喜欢一个人需要了解那个人，而他了解陆时寒吗？他知道陆时寒的考试成绩，知道他的竞赛排名，知道他在校刊上发表了小说，知道他不爱吃苹果。但这些是“知道”，不是“了解”。他不知道陆时寒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待在角落里，不知道他为什么有时候会说一些很深的话然后笑着说“开玩笑的”，不知道他眼睛里的那种偶尔会出现的东西是什么——沈屿洲给那种东西取过一个名字，叫“冬天的河”，表面上冻住了，底下还在流。他不知道那条河底下流的是什么。

如果他不了解一个人，他能说“喜欢”吗？他觉得不能。所以他把这种“在意”定义为“对优秀同类的惺惺相惜”——这个定义很安全，很合理，不会让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对局面的掌控。

他满足于这个定义，至少他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冬令营的第七天有一个休息日。上午没有课，沈屿洲睡到了八点——比他平时晚了一个小时。他醒来的时候，陈见秋已经不在床上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一块豆腐。桌上放着一张纸条：“我去图书馆了。”沈屿洲洗漱完，穿好衣服，没有去图书馆。他走出培训基地的大门，沿着马路一直走。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像盖了一层薄纱。风比家里大，吹在脸上干冷干冷的，像是有人在用砂纸轻轻打磨他的皮肤。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双手插进口袋，漫无目的地走着。

他经过一家早餐店，门口排着队，蒸笼里冒着白气，包子的香味飘过来，混着煤烟的味道。他忽然想起他妈妈做的包子。不是因为他想家了，是因为他想起了陆时寒在平安夜送他的那个苹果。那个苹果被他放在宿舍的桌上，看了两天，最后在一个晚上吃了。他吃之前把苹果洗干净，用纸巾擦干，放在盘子里，用小刀切成四瓣，去核，然后一瓣一瓣地吃。吃的时候他在想，这是陆时寒给他的苹果。不是“班上发的”，是“陆时寒给的”。他知道班上发了苹果，每个人一个，他也知道陆时寒的那个已经给了宋辞——他看到的，那天晚自习之前陆时寒把苹果塞给了宋辞，动作很快，但沈屿洲坐在旁边，什么都看得见。所以陆时寒给他这个苹果，不是“转送”，是“专门买的”。这不是猜的，是推理出来的。沈屿洲习惯从别人的行为中推断出他没有说出来的信息，就像从题目中的已知条件推导出未知量。已知条件一：陆时寒拿到班里的苹果，把它给了宋辞。已知条件二：陆时寒给了他一个苹果。结论：这个苹果不是班里的，是陆时寒自己买的。这个推理没有任何漏洞，结论是确定的。所以陆时寒专门给他买了一个苹果，在平安夜。

沈屿洲想到这里，心跳快了一下。然后他告诉自己：这很正常。朋友之间送苹果很正常。陆时寒可能只是顺手买的，不是专门为他挑的。但他给自己挑苹果的时候会花三分钟挑一个最红的吗？他想到陆时寒挑苹果的样子——站在水果店的筐子前，把苹果一个一个拿起来看，转着圈检查有没有磕碰，最后选了一个表皮最光滑、颜色最均匀的，放进袋子里。他没见过这个画面，但他能想象出来。可能是因为陆时寒做什么事都有一种“在意”的气质——看起来不在乎，其实比谁都在乎。

沈屿洲走进那家早餐店，买了一碗豆浆和两根油条。豆浆很烫，他端起碗吹了吹，小心地喝了一口，舌尖被烫了一下。他没有发出声音，只是皱了皱眉，把碗放下，拿起油条撕成小段泡进豆浆里。他看着油条在豆浆里慢慢变软，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着液体。

他想，等冬令营结束回家之后，他要和陆时寒说什么。他要告诉他北京很冷，冬令营的题很难，陈见秋很聪明。他要告诉他那道相对论的题他后来用洛伦兹变换做出来了，比他原来的方法简洁很多。他要问问陆时寒寒假在家都做了什么，有没有写新的小说，有没有去旧书店。他要问他那本《百年孤独》读到第几章了——不对，那本书陆时寒早就读完了，他在那本《月亮与六便士》上写的批注里提到过，说他“重读了三遍马尔克斯”。沈屿洲在心里列了一张清单，上面是他想和陆时寒说的话。这张清单越来越长，长到他没有信心在见面之后全部说出来。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一个会说很多话的人。面对面的时候，那些想好的话都会被吞回去，变成一个“嗯”或者一个“哦”，然后对话就结束了。他恨自己这一点。不是恨，是不满意。他不满意自己可以在纸上写得工工整整，一个字都不会漏，但面对面的时候，那些话就像冬天的河一样冻住了，流不出来。

他在心里把那张清单过了一遍，然后告诉自己：不急。还有时间。寒假还有很久，开学之后会更久。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说这些话。这不是告别，不是最后一次见面。他们以后还会在教室里坐在一起，还会在图书馆面对面自习，还会在食堂讨论今天的菜好不好吃，还会在放学的时候一起走到校门口，然后一个往左去公交站，一个往右去坐车。这些事情会一遍又一遍地发生，像圆周率的小数点后面的数字，无穷无尽，不会停止。

这个想法让他安心。他把泡软的油条吃了，把豆浆喝完，放下钱，走出了早餐店。

风吹过来，冷得他缩了缩脖子。

他走在回培训基地的路上，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看到一棵银杏树。整棵树的叶子都落光了，只剩下一树光秃秃的枝丫，但在最顶端的那根枝条上，还挂着一片叶子。黄色的，干枯的，被风吹得摇摇晃晃，但就是没有掉下来。沈屿洲站在树下，仰头看着那片叶子。他想，这片叶子从秋天开始就没掉，忍过了十月的风，十一月的雨，十二月的雪，坚持到了一月。它可能想看看春天是什么样子的。也许它知道，只要再坚持一个多月，就会有新的嫩芽从枝条上冒出来，那时候它就可以安心地落下去，落进泥土里，变成养分。它在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即使它不坚持，树也不会死。但它就是坚持了，因为它是叶子，叶子想做叶子该做的事——活着，直到活不下去。

他收回视线，继续往前走。回到培训基地的时候，他在门口遇到了陈见秋。陈见秋手里拿着一本很厚的书，不是物理书，是哲学书，罗尔斯的《正义论》。

“你不是去图书馆了？”沈屿洲问。

“去了，然后出来的时候路过一家书店，就进去看了看。”陈见秋推了推眼镜，“你吃早饭了？”

“吃了。”

“北京的豆浆好喝吗？”

“太烫了。”

陈见秋笑了一下。他很少笑，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只上扬一点点，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你们南方人喝不了烫的。”

“我不是南方人。”沈屿洲说。他家在北方，只是靠南一些，冬天也零下十几度。

“反正比我南。”陈见秋说。他是四川的，四川算西南，冬天不供暖，室内比室外还冷。陈见秋说过他来北京的第一天晚上被暖气热醒了，口干舌燥，喝了两瓶水才继续睡。

两个人一起走进培训基地。走廊很长，灯是感应的，他们走过去的时候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有人在前面给他们点灯。沈屿洲走在陈见秋左边半步的位置，这个距离不是特意的，是他习惯保持的——不并排，不挡路，既不会让人觉得太远，也不会让人觉得太近。和陆时寒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和这个差不多。但不知道为什么，和陆时寒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注意到那个距离。他会注意到他们之间隔着多宽，是刚好能并肩还是稍微有点远，是他在前面还是陆时寒在前面。和陈见秋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想这些。他只把这当作“走路”，不当作“和一个人一起走路”。

这也许就是区别。和陆时寒有关的一切都会被他注意到，被放大，被反复翻看，像那些被他折好夹进书里的草稿纸。而和其他人有关的一切，只是滑过去了，不留下痕迹。

下午的自习时间，沈屿洲坐在教室里做了一套往年复赛题。做到第三道大题的时候，他的手机震了一下。他拿起来看，是陆时寒发来的消息。

“今天下了雪。”

沈屿洲看着这四个字，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几秒。他转头看向窗外，北京没有下雪。至少他所在的地方没有。但陆时寒所在的城市下了。他想象着陆时寒站在雪里的样子——穿着那件黑色的羽绒服，围巾塞在衣服里，手插在口袋里，抬头看着天上落下来的雪。雪落在他肩上，落在他头发上，落在他睫毛上。他可能会伸出手，让雪落在他的手心里，看着雪慢慢融化，变成一个很小的水珠。然后他会把手塞回口袋，缩缩脖子，说一句“真冷啊”。那些都是沈屿洲想象出来的，但他觉得那就是陆时寒会做的事，因为陆时寒是那种会在雪天伸出手接雪花的人。

他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他想说的是“你站在雪里拍张照片给我看看”，但这句话说出来太像他想看陆时寒的照片了——他是想看，但他不想让陆时寒知道。他想说的是“你多穿一点，别感冒了”，但又太像他妈妈会说的话。

最后他说的是：“什么颜色的雪？”

这句话很奇怪。雪是白色的，全世界都知道。但他就是打了这么一句——“什么颜色的雪？”因为他想，在陆时寒的眼睛里，雪可能不是白色的。陆时寒看什么都是有颜色的，他会在物理题的页边写“这个方法很漂亮”，会在《月亮与六便士》上写“他瞎了才看见真正的世界”。在他的世界里，雪不是白色的，雪是冷的颜色，是那种你看到就会觉得冷的颜色，不一定是白色，可以是灰蓝色，可以是淡紫色，可以是任何一种能让你打哆嗦的颜色。

陆时寒回得很快：“灰色的。天也是灰色的。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除了我的围巾。我的围巾是红色的。”

沈屿洲看着这行字，嘴角弯了一下。他把这个弧度定义为“觉得有趣”，而不是“觉得开心”。“有趣”和“开心”是不一样的。有趣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是客观的；开心是内在情绪，是主观的。他也是后来才学会这样区分。

他回了一条：“红色的围巾在灰色的雪里，应该很好看。”

发出去之后他看了三遍，觉得这句话太像诗了，不像他会说的话。他想撤回，但陆时寒已经回了。

“你看不到。”

三个字。沈屿洲盯着这三个字，心跳漏了一拍。不是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这句话的语气。这三个字里有一种东西，像是一个人在你面前站了很久，你一直没看他，他终于忍不住说了句“你看不到我”。不是责怪，是委屈。是一种很轻的、几乎听不到的委屈。沈屿洲想象着陆时寒打出这三个字时的表情——嘴唇抿着，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生气，但其实是在忍。忍住了不说“我想让你看到”，只说了“你看不到”。他坐在教室里，窗外是北京的灰蒙蒙的天空，教室里暖气烧得很足，有人在他后面翻书，有人在他左边小声讨论题目。所有的声音都从耳边滑过去了，只剩下那三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他的脑子里。你看不到。他知道陆时寒说的是“你看不到我围巾的颜色”，但他觉得陆时寒说的不只是围巾。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不到我在想什么，你看不到我对你的那些没有名字的东西。

沈屿洲打了很长的一段话，又全部删掉了。他打了“等我回来就能看到了”，删掉，因为这句话听起来像他急着回去见他。他打了“北京的雪也是灰色的”，删掉，因为北京没下雪，他在撒谎。他打了“你拍张照片发给我”，删掉，因为他不想让陆时寒知道他想看。最后他打了三个字：“等春天。”

等春天。春天的时候雪会化，围巾会收起来，灰色的天会变蓝。春天的时候冬令营已经结束了，寒假已经结束了，他们已经坐在教室里了，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同一张桌子两侧。他会看到陆时寒的红色围巾——如果陆时寒还会围它的话。他会在陆时寒摘下围巾的时候看到他的脖子，也许能看到领口下面的一小截锁骨，也许能看到校服领子上沾着的灰尘。他会和陆时寒说话，不是隔着屏幕打字，是真的说话，声带振动，空气传播，耳朵接收。不用等已读，不用等正在输入。他会听到陆时寒的声音，带着那种懒洋洋的尾音，说“这题怎么做”或者“今天食堂红烧肉不错”或者什么都不说只是“嗯”一声。

他按下发送键。

“等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