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上七点，陆时寒的闹钟响了。

他伸手把闹钟按掉，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被子外面是九月底的清晨，光线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细的白线，像有人用粉笔在地上划了一道。他在被子里眯了两分钟，然后突然睁开眼睛——今天要去医院看沈屿洲的奶奶。

他从床上弹起来的速度之快，让正在下铺喝水的许则吓了一跳，水从杯子里洒出来，溅到裤子上。

“你干嘛？地震了？”许则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裤子，抽了一张纸巾擦。

“没地震。”陆时寒从上铺跳下来，光着脚踩在地板上，凉得他缩了一下脚趾头。“今天有事。”

“什么事？相亲？”

“差不多。”

许则看着他的表情，大概在想“这人是不是还没睡醒”。陆时寒没理他，冲到卫生间洗脸刷牙。他对着镜子看了自己一眼，头发翘着，眼睛有点肿，嘴唇干裂。他昨天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今天的“会面方案”。方案包括：穿什么衣服、买什么礼物、说什么话、怎么称呼沈屿洲的奶奶。他在脑子里把每一个环节都过了好几遍，像一个第一次上台演讲的人在背稿子。结果稿子没背熟，觉也没睡着。

他选了半天衣服。衣柜里的衣服不多，黑色的T恤，灰色的卫衣，深蓝色的牛仔裤，还有一件他只在过年时穿过的白色衬衫。他站在衣柜前，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比划，又一件一件放回去。许则坐在床上看着他，手里拿着一片吐司，咬一口嚼两下，像在看一个行为艺术表演。

“你穿那件黑色的就行。”许则说，“黑色显瘦，你反正瘦。”

“我不想显瘦。”

“那你想显什么？显胖？你也没肉可显啊。”

陆时寒把那件白色衬衫拿出来，犹豫了一下，又放了回去。穿衬衫太正式了，像去面试，不是去看望病人。他最后选了那件黑色的T恤，外面套了一件深灰色的开衫——就是去年冬天在图书馆穿过的那件，沈屿洲看到过。他穿上之后对着镜子看了看，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瘦版的企鹅。

他在校门口的水果店买了一篮水果。苹果、香蕉、橙子，还加了一串葡萄。老板用透明的塑料纸把果篮包好，扎了一根红色的丝带。陆时寒拎着果篮站在校门口等沈屿洲，觉得自己像一个初次登门的女婿。

沈屿洲从公交站那边走过来了。他穿了一件浅蓝色的长袖，袖子卷到小臂，下面是深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刷得很干净，鞋带系得一样长，蝴蝶结的两只翅膀大小相同。陆时寒看了一眼自己的鞋，鞋带系得松松垮垮，一只翅膀大一只翅膀小。

“你这么早就到了？”沈屿洲走过来，看了一眼陆时寒手里的果篮。

“给你奶奶买的。”陆时寒把果篮往上提了提，像展示一件商品。

沈屿洲看了看果篮里的水果，看到了那串葡萄。“她爱吃葡萄。但是是酸的，不是甜的。”

“我这是甜的。”陆时寒说。

“那她可能不爱吃。”

陆时寒愣住了。他挑水果的时候专门尝了一颗葡萄，甜的，他才买的。结果沈屿洲的奶奶爱吃酸的。他的人生充满了这种“你准备了A，但对方需要的是B”的错位。

“没事，”沈屿洲说，“我妈爱吃甜的。她会吃的。”

两个人一起走到公交站。等车的时候陆时寒换了好几次站姿，先是双脚并拢，然后分开与肩同宽，然后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他觉得自己今天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像一件被洗缩水的毛衣，穿上去紧绷绷的，每一个动作都不自在。

“你紧张什么？”沈屿洲看着他的脚。

“没紧张。”

“你鞋带散了。”

陆时寒低头一看，右脚的鞋带确实散了，鞋带的一头拖在地上，沾了一点灰。他蹲下来系鞋带，系的时候手指不太听使唤，打了好几次蝴蝶结都打不好，最后系了一个死结。

沈屿洲看着他系鞋带，没有说话。他的表情看不出什么，但陆时寒注意到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我觉得你很奇怪但我不好意思说”的那种嘴角运动。

公交车来了。他们上车，刷卡。车上人不多，陆时寒选了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沈屿洲坐在他旁边，果篮放在他们中间的座位上，苹果和橙子透过塑料纸发出鲜艳的颜色，像一个微型的节日。公交车开了，窗外的街景慢慢从学校门口的林荫道变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又变成了安静的居民区。沈屿洲的奶奶住在市里的一家康复医院，在城市的西南角，从学校过去要坐四十分钟的公交。

“你奶奶这次来市里住多久？”陆时寒问。

“两周。做完一个疗程就回去。”

“她住在医院里？”

“嗯。我妈在医院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陪她。我爸周末过来。”

陆时寒想象了一下沈屿洲的妈妈在医院附近租房子陪婆婆的画面。一个中学老师，暑假结束了，开学了，白天要上课，晚上要陪婆婆，周末要回老家看妹妹。她的一天大概有二十五个小时的事情要做，但她没有喊累，因为她是沈屿洲的妈妈，沈屿洲家的人都不喊累。他们只是把事情一件一件地做完，把疲惫一点一点地藏起来，藏在那些整齐的桌面、工整的字迹、一丝不苟的校服下面。

“你妈真辛苦。”陆时寒说。

沈屿洲沉默了一会儿。“她说还好。”

又是“还好”。沈屿洲家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把自己的辛苦压缩成两个字，“还好”，然后把这两个字像一颗糖一样包好，放在口袋里，不给人看。陆时寒忽然意识到，沈屿洲的“还好”不是从他身上长出来的，是从他妈妈那里遗传的，就像他工整的字迹和把水杯摆成直角的习惯。这些都不是他的选择，是他从小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渗进了他的骨头里。陆时寒喜欢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庭、一种氛围、一串被传递了很多年的基因。这个想法让他觉得自己的喜欢变得更重了，重到他自己都抬不动。

公交车在一个路口停了。陆时寒看了看窗外，是一家花店，门口摆着几桶鲜花，百合、玫瑰、康乃馨，红的白的粉的。他忽然想到——应该买一束花的。奶奶是病人，病人看到花会心情好。

“等一下。”陆时寒站起来，按了下车铃。

沈屿洲看着他。“你干嘛？”

“买花。”

“不用买花。”

“要买。”车门开了，陆时寒拎着果篮跳下车，快步走到花店门口。他在这几秒钟里做了一个快速决策：不买玫瑰，不买百合，买康乃馨。康乃馨是送给长辈的，粉色代表健康，红色代表祝福。他选了六枝粉色的康乃馨，让老板用白色的包装纸包好，扎了一根淡紫色的丝带。他付了钱，转身跑回公交站。公交车还在等他——沈屿洲跟司机说了“等一下”，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

陆时寒跑上车的时候，气喘吁吁的。他把花递给沈屿洲。“给你奶奶的。”

沈屿洲接过花，低头看了看。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在车厢的灯光下亮晶晶的，像嵌在上面的碎钻。他沉默了大概两秒，说了一句让陆时寒没想到的话。

“你比我用心。”

陆时寒愣了一下。“因为我不是她孙子，我是外人。外人总要带点东西。”

“你不是外人。”沈屿洲说。他的声音不大，但公交车里很安静，安静到陆时寒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你不是外人。你不是。这句话在陆时寒的耳朵里转了好几圈，像一个被扔进洗衣机里的衣服，被水泡了，被甩干了，被烘干了，拿出来还是皱的。他不是外人，那他是内人？这个联想让他的耳朵开始发烫。他把耳朵往肩膀的方向蹭了蹭，假装是车窗缝里吹进来的风太大了。

康复医院在一条安静的小街上，门口种着两排法国梧桐，叶子已经开始黄了，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碎金一样的光斑。陆时寒跟在沈屿洲后面走进大门，穿过走廊，上二楼。走廊很长，墙壁是淡绿色的，墙脚嵌着木质的踢脚线，每隔几米就有一扇门，门上挂着号码牌。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不浓，但一直在，像一个不愿意离开的客人。

沈屿洲在一扇门前停下来，门上的号码是“207”。他敲了敲门，然后推门进去。

“奶奶，我来了。”

陆时寒站在沈屿洲身后，透过他的肩膀看到了病房里面。房间不大，两张病床，靠窗的那张躺着一个人。是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剪得很短，露出头皮上一层淡青色的茬。她穿着一件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右手搭在被子上，左手在拿一个杯子。她听到沈屿洲的声音，转过头来。

陆时寒看到了她的脸。她的脸上有很多皱纹，像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纸，但她的眼睛是亮的，亮得不像一个病人。她的嘴唇在动，好像在说“洲洲”，但声音很轻，轻到陆时寒听不清。

沈屿洲走过去，把花和果篮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握住奶奶的左手。陆时寒站在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进来。”沈屿洲转过头看着他。

陆时寒走进去了。他走到床边，站在沈屿洲旁边，看着床上的老太太。她在看他。她的目光像扫描仪一样从陆时寒的脸上扫到身上，再从身上扫回脸上。陆时寒觉得自己正在被一个老太太进行全方位的安全检测，检完了也没有发合格证。

“奶奶好。”陆时寒说。他的声音比他预想的要大，像是在跟一个耳背的人说话。他不知道她耳不耳背，但他怕她听不见。

沈屿洲的奶奶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发出几个模糊的音节。陆时寒听不太清，但沈屿洲听清了。

“她说你很瘦。”沈屿洲翻译道。

陆时寒下意识地挺了挺胸。挺了也没用，他还是很瘦。

“男孩子胖了不好看。”奶奶又说了一句。这次陆时寒听清了，她的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像一台收音机被调高了音量，但信号还是不太好，每个字的尾音都带着一点沙沙的杂音。

沈屿洲把陆时寒带来的花从包装纸里拿出来，插在床头的花瓶里。花瓶里原来有几枝百合，已经快谢了，花瓣边缘开始发黑。沈屿洲把那些旧花拿出来放在一边，换上康乃馨。粉色的康乃馨在白色的花瓶里站着，像一个害羞的少女站在舞会门口，不知道要不要进去。

奶奶的目光从那束花移到陆时寒脸上，又从陆时寒脸上移到沈屿洲脸上。她在看他们两个人，像是在做一道连线题——把左边的人和右边的人连起来。她连了。

“你同学？”她问沈屿洲。

“嗯。”沈屿洲说，“同桌。”

“长得好看。”奶奶说。

陆时寒的耳朵又烫了。他被人夸过“聪明”，被夸过“有才华”，但被夸“好看”的次数不多。而且夸他的人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在康复医院的病床上，头发全白了，右手不能动。她说“长得好看”的时候表情很认真，不是客套，是真心的。一个真心的老太太的夸奖，比全世界所有人的夸奖加起来都有分量。

“奶奶，您今天感觉怎么样？”陆时寒问。

奶奶看着他，嘴唇动了动，然后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手……还是……抬不高。”

她说得很慢，像一个人在很滑的冰面上走路，每一步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踩稳。陆时寒听着她一个一个地把那些字从嘴里搬出来，觉得它们都很重，重到她的舌头都快搬不动了。

“会好的。”沈屿洲说。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跟自己说。

奶奶看了他一眼，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她只是笑了笑，把左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放在沈屿洲的手上。那是一只满是皱纹的手，手背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地凸起来，像地图上的河流。沈屿洲的手被她握着，他的手比她的手大很多，但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陆时寒看到了，他别过脸去看着窗外。窗外是康复医院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叶子正在变黄，有一些已经落了，铺在地上，像一层金色的地毯。他想，如果沈屿洲的奶奶能走到那棵银杏树下，踩在那些金色的叶子上，听到叶子被踩碎的声音，她会很开心。但她走不了。她连手都抬不高。

陆时寒在病房里待了大概四十分钟。这四十分钟里，他做的事情很简单：坐在床边的一把折叠椅上，听沈屿洲和他奶奶说话。大部分时候是沈屿洲在说，说他在学校的成绩，说省队集训的事情，说国赛的准备情况。他说的这些事陆时寒都知道，但他听沈屿洲用另一种语气说的时候，觉得它们变得更大了，不只是成绩和比赛，是他用来让奶奶放心的一种工具。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名次、每一句“我很好”，都是一块砖，他在用这些砖给奶奶砌一堵墙。墙的这边是安心，那边是担心。他想让奶奶待在有安心的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