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开始的第一天，陆时寒睡到了十点半。

他是被手机震醒的。沈屿洲发了一条消息：“起床了。”时间是七点四十二分。陆时寒看着这条三个小时前发来的消息，觉得沈屿洲的作息时间和人类不一样。他是哺乳动物，沈屿洲是鸟类，天不亮就醒了，醒了就开始活动，活动的内容包括做题、看书、给他发消息。

他回了一个字：“刚醒。”

沈屿洲秒回了：“睡到十点半？”

陆时寒觉得沈屿洲在他家装了摄像头。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一点。冬天起床是一件需要巨大意志力的事情，他的意志力还在冬眠。

“寒假不睡懒觉，那放假还有什么意义？”陆时寒打字的时候眼睛还没完全睁开，打了两个错别字，删掉重打。

沈屿洲说：“放假的意义不是睡懒觉，是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陆时寒想了想自己想做的事。写小说，看书，睡觉，见沈屿洲。他把这四件事按重要程度排了个序，见沈屿洲排第一，写小说排第二，看书排第三，睡觉排第四。但今天早上，睡觉暂时排到了第一。

“你早上做了什么？”陆时寒问。

“做了两套英语卷子，背了一单元单词，看了一章热学。”

陆时寒看着这行字，觉得沈屿洲的寒假和上学没什么区别。他把“放假”两个字从字典里删掉了，换成了“在家自学”。他的生活不需要假期，因为他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学习。学习是他的呼吸，是他的心跳，是他存在的意义。陆时寒有时候觉得，如果沈屿洲有一天不学习了，他可能会不知道自己是谁。

“你不累吗？”陆时寒问。

“累。”

“累了还做两套卷子？”

“做完了就不累了。”

陆时寒不理解这个逻辑，但他知道沈屿洲的逻辑是自洽的。对沈屿洲来说，任务不是负担，是阶梯。每做完一件事，他就往上走了一步。做得越多，走得越高。累是暂时的，走上去之后就不累了。陆时寒不一样，任务对他来说也是阶梯，但他每走一步都会想“还有多少步”，想着想着就不想走了。

他放下手机，又躺了十分钟，然后起床。刷牙洗脸的时候，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睛不肿了，嘴唇不干了，气色看起来还可以。昨天他妈从云南回来了，带了一堆鲜花饼和普洱茶，晚上做了一桌菜，他吃了两碗饭。他妈看到他的饭量增加了，说“你是不是谈恋爱了”。他说“没有”。他妈说“那你为什么吃这么多”。他说“饿了”。他妈没有继续问，但她的表情在说“我不信”。

陆时寒确实没有谈恋爱。他和沈屿洲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被定义为“恋爱”的标签。他们没有牵过手——不算，手背贴手背不算牵手。他们没有说过“我喜欢你”——不算，沈屿洲说“我也是一样”的时候没有说“我喜欢你”这四个字。他们之间所有的东西都是“不算”的，都是可以被否认的，都是可以被解释成“朋友之间也会这样”的。但陆时寒知道不是。朋友不会在大巴上把手背贴在一起，不会在彼此的口袋里塞最后一块饼干，不会在深夜的消息里说“我也是一样”。朋友会做这些吗？他没见过，他不确定。但他确定的是，他和沈屿洲之间的一切，都不是“朋友”两个字能装下的。

一月五号，陆时寒收到了温静的消息。

“你的《起跑线》进了省作文大赛的复赛。复赛要求现场写作，下周六在省城。你去不去？”

陆时寒看着这条消息，心脏跳了一下。进了复赛。全省几千篇投稿，进了复赛的只有一百篇。他的《起跑线》是其中之一。温静说“有希望拿奖”的时候，他以为她只是在鼓励他。没想到她的判断是准确的，她不是在鼓励他，她是在告诉他一个事实——你的东西够好，够格去省城跟别人比一比。

他给温静打了电话。“复赛写什么？”

“现场命题。给你一个题目，你当场写，两小时。”

“什么题目都有可能？”

“什么都有可能。所以你要做好准备，不能只写你擅长的题材。”

陆时寒擅长的题材是什么？少年，城市，冬天，找一个人。他写了《逆光》，写了《冬藏》，都是这个路子。如果复赛的题目是“我的家乡”或者“我最尊敬的人”，他可能会当场猝死。

“我怕我写不出来。”

“你写不写得出来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去了才知道。”温静的语气很坚定，像一个教练在运动员犹豫要不要上场的时候说“你不上场你怎么知道你跑不过人家”。她不是一个会安慰人的人，她是一个会告诉你“事实是什么”的人。事实是，你进了复赛。事实是，你需要在两小时内写一篇命题作文。事实是，你不去就永远不知道你能不能写出来。陆时寒觉得温静说的每一句话都对，但他还是紧张。

他给沈屿洲发了消息：“我进了省作文大赛的复赛。下周六在省城。”

沈屿洲：“你之前没告诉我你参加了比赛。”

陆时寒：“温静帮我投的。我不知道。”

沈屿洲过了几秒才回。“你紧张吗？”

陆时寒看着这四个字。沈屿洲在问他“你紧张吗”，不是“你能行吗”，不是“你有把握吗”。他不关心结果，他在关心陆时寒的状态。他在问“你紧张吗”，像一个医生在问“你哪里不舒服”。陆时寒觉得自己的不舒服在胃里，在肚子里，在每一个能感觉到紧张的器官里。他的胃在收缩，他的肠子在蠕动，他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他紧张，因为他不想让温静失望，不想让自己失望，不想让沈屿洲失望。沈屿洲不要求他不失望，但他自己要求自己。

“有一点。”陆时寒说。

沈屿洲：“你写东西的时候在想什么？”

陆时寒想了想。他写东西的时候在想什么？在想那些他不敢说出口的话，在想那些他藏在抽屉里的情绪，在想沈屿洲。他把这些变成小说，变成少年，变成雪地，变成旧书店。他写的时候不紧张，因为那些东西是从他身体里流出来的，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技巧，只需要打开一个阀门，让它们自己流出来。但复赛不一样，复赛是一个阀门被关上了，你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它，拧开它，让水出来。他不知道那个阀门在哪里。

“想一些说不出口的东西。”陆时寒说。

沈屿洲：“那你到时候就想那些。不管题目是什么，你都能绕回来说不出口的东西。”

陆时寒看着这句话，觉得沈屿洲在教他作弊。不是作弊，是教他如何在命题作文中保持自我。不管题目是什么，他都可以把它拆掉，拆成他能写的东西。题目是“我的家乡”，他就写那个少年在冬天的城市里走来走去。题目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就写那个少年在旧书店里遇到的一个老头。题目是“一件难忘的事”，他就写那个少年在雪地里等了很久，等到了一个人。不管是什么题目，他都能绕回到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上面。因为那些东西是他最熟悉的，是他写了十几万字还在写的，是他用铅笔在课本的页边反复写又反复划掉的。

“沈屿洲。”陆时寒打了这三个字，然后停了一下，继续打，“你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写作指导老师？”

沈屿洲发了一个句号。这个句号的意思是“我只是在说我想说的话”。

一月十一号，周六，省城。

陆时寒一个人坐大巴去的。温静说“我陪你去”，他说“不用”。他不想让温静看到他紧张的样子，不想让温静在他写不出来的时候在旁边坐着，不想让温静在他走出考场的时候问“考得怎么样”。他只需要一个人去，一个人写，一个人回来。考得好不好，等结果出来再说。

大巴上很空，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是冬天的田野，麦子还没返青，地里光秃秃的，只有一些枯黄的秸秆茬子。他看着那些茬子，想到了沈屿洲说的“麦子从土里长出来了”。那是去年春天的事，他们在去省城考试的大巴上，他说“它们在土里等着”。现在又是冬天了，麦子又藏进了土里，等着下一个春天。他在土里藏了什么东西？他的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被埋在了雪地里，被埋在了旧书店的书架后面，被埋在了沈屿洲的“我也是一样”下面。它们不会腐烂，它们在土里等着，等着有一天被挖出来，被看见，被承认。

到了省城，他找到了考场——省文联的一个会议室，很大，能坐两百个人。他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把笔袋放在桌上。他带了三支笔，都是沈屿洲送的那支黑色水笔的同款——他在网上买了三支一样的，怕万一没水了可以换。他拧开笔帽，在草稿纸上画了一条线，出水很顺，和第一支一样。他握着那支笔，觉得沈屿洲坐在他旁边。

题目发下来了。是一个词：“等待。”

陆时寒看着这两个字，笑了一下。沈屿洲说对了，不管题目是什么，他都能绕回来说不出口的东西。等待，是他最擅长的题材。他等沈屿洲回消息，等沈屿洲从北京回来，等沈屿洲说出那句“我也是一样”。他等了一年多了，等的过程中写了很多东西。现在题目是“等待”，他要写一篇关于等待的文章，在两小时内，一千字以上。

他想了五分钟，然后开始写。他写了一个少年在冬天的站台上等一个人。他不知道那个人什么时候来，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来，但他每天都在那里等。站台上很冷，风很大，他把手插进口袋，口袋里有一样东西，是他要给那个人的。他忘记了那样东西是什么，但他知道它很重要。他在等那个人来，把那样东西交给他。

他写了一千二百字，写完的时候离考试结束还有十五分钟。他检查了一遍错别字，改了两个，然后把卷子交给了监考老师。走出考场的时候，他的腿有点软，不是因为站久了，是因为他把身体里的一些东西掏出来了，放在了那张卷子上。那些东西是他的，也是沈屿洲的。它们是两个人共同的财产，被写在纸上，被密封在档案袋里，被送往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他不知道阅卷老师会怎么评价它们，会不会觉得“写得好”，会不会觉得“看不懂”，会不会觉得“这个少年为什么总在等一个人”。他不在乎，因为他不是为了那个老师写的。他是为了沈屿洲写的，沈屿洲不在考场，不在省城，在几百公里外的家里做着热学题。他不知道他在这里等。但他在文章里等了他一千二百字。

走出考场的时候，他拿出手机，给沈屿洲发了一条消息。“写完了。”

沈屿洲回得很快：“写了什么？”

陆时寒：“写了等一个人。”

沈屿洲没有问“等谁”。他发了四个字：“他来了吗？”

陆时寒看着这四个字，站在考场门口的台阶上，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有点刺眼。他眯着眼睛，打了几个字：“还没。但他会来的。”

沈屿洲发了一个句号。这个句号陆时寒读出的意思是“我等到了”。

一月十八号，离过年还有一周。

陆时寒在家写新的小说。他写了一个短篇，叫《站台》，就是他在复赛写的那篇。他把考场上的那篇重新写了一遍，加了更多的细节，改了结尾。结尾他写的是：“那个人来了。他走下火车，手里拿着一颗糖。他说‘路上买的，忘了吃’。少年接过糖，剥开，放进嘴里。草莓味的。”

他把这篇投给了校刊。温静收到稿子之后发了一条消息：“这篇比《冬藏》好。《冬藏》在找，《站台》等到了。”

陆时寒觉得温静的评价很准确。《冬藏》在找，找了一整本，没找到。《站台》在等，等了一千二百字，等到了。他的人生也在等，从高一等到了高二，从冬天等到了冬天。他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但他知道他在等的那个人也在等。他们互相等，像两个在站台上的人，一个在站台的东边，一个在站台的西边。他们不知道对方就在同一个站台上，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对方。他们只看到了自己面前的铁轨，铁轨很长，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他们以为那个人在远方，其实那个人就在身后。

一月二十三日，小年。

陆时寒的妈妈在厨房里包饺子。她今年过年不打算回老家了，姥姥姥爷去海南过冬了，家里只有她和他。他爸从日本回来了，但没有回家，说“公司有事”，住在省城的酒店里。他妈没有问“什么事”，因为她知道问了也不会得到真实的答案。真实的答案可能是“我不想回去”，可能是“我有别人了”，可能是“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不管是哪个，都不是她想听到的。

陆时寒坐在餐桌前，帮他妈擀皮。他擀得不好，有的厚有的薄，有的圆有的椭圆。他妈没有说他，把他擀的那些皮拿过去，把馅放进去，捏成饺子。她捏饺子的手法很熟练，一捏一个，一捏一个，褶子均匀，大小一致。陆时寒看着她的手，想到了沈屿洲的妈妈。她也会包饺子，也会擀皮，也会把东西摆整齐。两个妈妈都是中学老师，都会做饭，都会在孩子考试前说“别紧张”。但她们的婚姻不一样。沈屿洲的爸妈还在一起，虽然经常吵架。陆时寒的爸妈已经不在一起了——他们还没离婚，但已经不在一起了。他们住在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地方，偶尔通电话，内容只有“钱”和“孩子”。

“妈，我爸过年回来吗？”陆时寒问。

他妈妈的手停了一下。“不回来。他说公司忙。”

陆时寒没有再问。他把擀好的皮放在案板上，拿起一个新的面团，继续擀。他擀得很用力，面团被压得很薄，几乎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