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寒把糖放进口袋里，和那支铅笔放在一起。铅笔和糖并排躺着，一支被咬得不成样子，一颗还没有剥开。它们在他的口袋里沉默地陪伴着彼此，就像他和沈屿洲在这两年里沉默地陪伴着彼此。

他们沿着江边走了很久。从七点走到八点，从八点走到九点。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把他们的影子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他们说了很多话，关于高考的题，关于暑假的计划，关于以后要去哪里。沈屿洲说他想去北京看看，不是去考试，是去玩。陆时寒说他也想去。沈屿洲说那一起去。陆时寒说好。

九点半，他们走到路口，要分开了。沈屿洲往左，陆时寒往右。两个人站在路灯下，谁都没有先走。

“明天见。”沈屿洲说。

“明天见。”

沈屿洲走了三步，停下来，回头。他没有说话，只是看了陆时寒一眼。那一眼很长，长到陆时寒觉得时间停了。然后他转回头，继续走。

陆时寒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颗葡萄味的糖。糖纸是紫色的，摸上去有点皱。他把糖拿出来，对着路灯看了看。透过糖纸能看到里面的糖，紫色的，半透明的，像一小块紫水晶。他把它放回口袋，转身走了。

六月十号，沈屿洲睡到了中午十二点。

他发消息来的时候，陆时寒正在吃午饭。沈屿洲说“刚醒”，后面跟了一个句号。陆时寒能想象他刚醒的样子——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睁不开，躺在床上拿着手机，屏幕的光刺得他眯起眼睛。他不会马上起床，会先在床上躺一会儿，等意识完全清醒了再坐起来。这是他为数不多的不着急的时刻。

“你睡了几个小时？”陆时寒问。

“十三个。”

“你不饿吗？”

“饿。但我妈不在家，没人做饭。”

“你爸呢？”

“上班。我妹上学。”

沈屿洲一个人在家，没有饺子，没有红烧肉，没有他妈妈的手艺。他可能要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和面包，坐在餐桌前，一个人吃。餐桌对面的椅子是空的，他妈妈不在，他妹妹不在，陆时寒也不在。

陆时寒想了想，打了几个字：“我去找你。我们出去吃。”

沈屿洲说：“好。”

陆时寒到沈屿洲家楼下的时候，沈屿洲已经站在门口了。他换了一件深绿色的T恤，头发好像洗过了，比昨天看起来清爽一些。他的眼下青色淡了一点，大概是那十三个小时的睡眠起了作用。

“吃什么？”陆时寒问。

“面。”

“又是面。”

“面快。”

“你现在又不赶时间。你高考都考完了。”

沈屿洲想了想。“那吃别的。你定。”

陆时寒带他去了学校后面那条巷子里的饺子馆。就是去年那家，猪肉白菜太咸的那家。他们走进去的时候，老板认出了他们，说“你们是上次那两个小伙子”，陆时寒说“是”。老板说“这次盐放少了，你们放心吃”。

饺子端上来了，两盘，一盘猪肉白菜，一盘韭菜鸡蛋。陆时寒夹了一个猪肉白菜的，咬了一口，不咸了，刚刚好。老板记住了他们的口味，把盐减少了。一个陌生人，因为他们来过一次，就调整了自己的配方。这个世界的善意有时候来得莫名其妙，但很暖。

“好吃吗？”陆时寒问。

“好吃。”

沈屿洲说“好吃”的时候，表情和上次吃陆时寒妈妈做的红烧肉一样，眼睛亮了，眉毛抬了。他是真的觉得好吃，不是客气。一个人连续吃了好几顿面包和牛奶之后，吃到热乎的饺子，那种满足感是装不出来的。

“你以后要学做饭。”陆时寒说。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一辈子吃外卖。你妈不能天天给你做，你奶奶也做不动了。”

沈屿洲看着他。“你可以给我做。”

陆时寒愣了一下。沈屿洲说“你可以给我做”，不是“你帮我做”，是“你可以给我做”。他把陆时寒放在了一个可以照顾他的位置上，像一个丈夫对妻子说“今晚你做饭”。陆时寒不是他的丈夫，也不是他的妻子，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走到了“你可以给我做”的这一步。他不再把陆时寒当成一个需要保持距离的同桌，他把他当成了一个可以依赖的人。

“我不会做饭。”陆时寒说。

“你学。”

“你怎么不学？”

“我学。我们一起学。”

陆时寒看着沈屿洲，觉得这个人真的变了。一年前他不会说“我们一起”，一年前他只会说“我”“你”“他”。现在他用“我们”，把两个人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拎着走。

“好。一起学。”陆时寒说。

吃完饺子，他们去了江边。白天的江边和晚上不一样，阳光照在江面上，水是绿色的，闪着光。有人在钓鱼，坐在小马扎上，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有人在放风筝，风筝很高，高到快看不清了。

他们靠着栏杆，看着江水。水从西边流过来，往东边流过去。水不会回头，但人不一样。人会回头，会停下来，会在某个地方等另一个人。

“沈屿洲，你暑假有什么计划？”陆时寒问。

“等成绩，报志愿，然后去北京玩。”

“去北京玩几天？”

“看你。”

陆时寒的心脏跳了一下。“看我的意思是我想去几天就去几天？”

“嗯。你定。”

沈屿洲把他的暑假交了一部分给陆时寒——时间，行程，几号去几号回。他不再自己一个人做决定了，他开始和陆时寒商量。他们在“商量”这件事里，变得越来越像一对。

“那我想去十天。”

“十天有点长。”

“那就七天。”

“五天。”

“六天。不能再少了。”

沈屿洲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行。六天。”

他们在六月十号，在江边的栏杆旁，定下了一个六天的约定。北京，六天，两个人。这个约定没有写在纸上，没有被公证，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但陆时寒觉得它比任何合同都靠谱，因为说话的人是沈屿洲。

六月十五号，陆时寒开始收拾去北京的行李。

还有一段时间才出发，但他已经开始收拾了。他把衣服从衣柜里拿出来，叠好，放进去，又拿出来，换了另一件。他不知道自己应该穿什么，因为不知道北京六月的天气，不知道他们会去哪里，不知道会不会下雨。他上网查了北京的天气预报，六月平均气温二十六度，可能有雨。他带了一件薄外套，一把折叠伞，两件T恤，一条短裤，一条长裤。

他把这些东西放进行李箱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要去度蜜月的新郎。这个比喻让他笑了一下。

他又往行李箱里塞了一样东西——那本《时间的玫瑰》。沈屿洲在旧书店翻过的那本，扉页上写着“北岛”。他想在某个晚上，和沈屿洲坐在酒店的床上，翻开这本书，读那行诗。“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他们的梦还在，没有碎。它们正在从纸上走出来，变成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