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有一把竹椅子，年头久了，竹子从黄色变成了暗红色，椅面磨得发亮。椅子上常年放着一只搪瓷碗，白色底子，蓝色边，碗底有个缺口，缺口上用铁丝箍了一圈，铁丝生锈了，锈水流下来，在碗壁上留下一道褐色的痕迹。碗里有时候有饭，有时候没有。有饭的时候，饭是凉的，上面落着一两只苍蝇，苍蝇不走，饭也不赶。

守村人就住在里面。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村里人叫他“哑巴”，但他不完全是哑巴。他会发出声音，是那种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咕噜咕噜的、像水烧开了但壶嘴被堵住的声音。他也会笑，笑起来声音很大，像打雷，但雷打完了就没有了，他不会笑第二声。他不会说话。或者说，他说的话没有人听得懂。

他有年纪了。多大年纪我不知道，猫算不清人的岁数。但他的头发是白的，不是雪白，是灰白，像冬天落了霜的枯草。他的脸是褐色的，不是晒的那种褐色，是洗不干净的那种褐色——皱纹太深了，泥进去了，出不来了。他的背驼得很厉害，从远处看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上半身和下半身不在一条直线上。他走路的时候不抬头，眼睛看着地面，脚在地上拖，不抬起来，鞋底磨得很薄，脚趾头从鞋头的破洞里露出来。

我见过他几次。都是在村口。

他不常出门。偶尔出来，就是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坐着。不带板凳，直接坐在地上，背靠着槐树的树干，两条腿伸直，手搭在膝盖上。他不看人，也不看路，就看面前的泥地。泥地上有什么呢？蚂蚁。他能看很久，看蚂蚁搬一粒米，从左边搬到右边，从右边搬回左边。他看的时候眼睛是活的，眼珠会跟着蚂蚁移动。但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不笑，不皱眉，不惊讶，不失望。他看蚂蚁搬家的样子，跟别人看电视的样子差不多——投入，但不激动。

村里人从他身边走过，有的人会看一眼，有的人不看。没有人跟他说话。不是故意不理他，是不知道说什么。他跟这个世界之间隔着一层东西，那层东西看不见，但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你对他说话，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对你“咕噜咕噜”，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大家就不说了。不是冷漠，是一种无奈。就像你不会跟一棵树说话一样——不是树不好，是你们没有共同的语言。

但我知道他会跟猫说话。

不是用那种咕噜咕噜的声音。他有另一种声音，专门给猫的。我第一次从他家门口经过的时候，他正蹲在泥地上，手伸在面前，手心向上。他的手很粗糙，指甲里全是黑泥，指节粗大，像干枯的树根。手心里放着半块馒头。馒头是掰碎的，小块小块的，上面沾着他手心的汗和泥。

他嘴里发出一种声音，轻轻的，短促的，像“啧啧啧”，但不是用嘴唇，是用舌头抵着上颚弹出来的。这个声音没有任何含义，但所有的猫都懂。它在说：这里有吃的，过来。

当时我没有过去。不是不饿，是我不想被当成野猫。我的项圈值两万多，我不吃放在地上的馒头。但我记住了那个声音。那个声音跟他平时发出的任何声音都不一样——它是干净的，是有方向的，是向着猫的。

后来我再路过那里的时候，偶尔会停下来，在远一点的地方蹲一会儿，看他。他大多数时间坐在门口那把竹椅子上，不动，也不发出声音。他的眼睛有时候闭着，有时候睁着。闭着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睡着了还是醒着，睁着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他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不一样。我们的世界是吵闹的，有麻将声、电视声、汽车声、人说话的声音。他的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得像一潭死水，偶尔有蚂蚁爬过，偶尔有风吹过，偶尔有一只猫从墙头走过。

他看猫的眼神不一样。

我看过他看一只野猫。那只野猫是黑色的，瘦得像一根柴火棍，从他家门口的泥地上走过，不看他，不看他手里的馒头，不看任何东西，就是路过。他的眼睛追着那只黑猫走，从左边到右边，从近处到远处。他追着看的时候，嘴角会微微动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怎么说呢——是那种“我知道你，你来了”的默认。好像那只黑猫是他等了很久的一个老朋友，老朋友没有停下来跟他说话，但他不介意，看见它走过就满足了。

那只黑猫也没有停下来。

村里人说他在这个村子住了几十年了。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他的家人是谁，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就那么住在村西头那栋矮房子里，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老了，老了就更安静了。以前他还会在村口坐坐，现在不怎么出来了。他的腿不行了，走不动了，能走的最远距离就是从门口到水沟边，再从水沟边回来。

胖子刘放下手里的牌，也掏出一根烟点上。“我小时候村里也有一个。男的，四十多岁，老穿一件军绿色的棉袄，夏天也穿。他天天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坐着，谁家办红白事他都去，不闹，就在旁边看着。村里人给他端碗饭，他吃完了把碗放在原地，自己就走了。后来他死了，村里人还给他凑了副棺材。”

李阿姨叹了口气。“守村人嘛，听老人说，是替村子挡灾的。命硬，克自己，不克别人。有他们在，村子就太平。”

沈小姐安静地听着。她的手指在麻将牌上轻轻地摩挲，但没有摸牌，也没有打牌。她回头看了一眼蹲在航空箱上面的大橘猫，大橘猫已经闭上了眼睛，头微微歪着，像是睡着了。

“所以这个‘守村人’，”沈小姐转回来，目光落在树叶上，“是写给谁看的？谁写的？”

周老板看了一眼蹲在门口的我。我蹲在那里，尾巴圈着脚爪，一动不动。他知道是我带回来的树叶，但他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写。他只知道这片树叶是从外面来的，是被一只猫叼回来的。

“不知道。”周老板说。他把树叶拿起来，走到门口的鞋柜旁边，拉开抽屉，把树叶放了进去。关上抽屉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手指在抽屉面上点了两下，然后转身走回来，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电视里在放一个什么综艺节目，笑声很大，把麻将桌上短暂的安静冲散了。

沈小姐先回过神来。“碰。”她摸了一张牌，打出一张，“红中。”

牌局继续了。哗啦哗啦的洗牌声又响了起来，胖子刘在抱怨手气不好，李阿姨在算账，周老板在催上家快出牌。一切都回到了刚才的样子。

我蹲在门口，耳朵里还转着那三个字。守村人。守着村子的人。脑子不清楚，但人不坏。不说话，或者说话别人听不懂。但他们认得路，认得人，认得猫，认得狗。他们比谁都认得。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下客厅。周老板正在和牌，高兴得把牌拍得啪啪响。沈小姐笑着摇头，她的珍珠耳坠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那只叫元宝的大橘猫睁开了眼睛，琥珀色的瞳孔在灯光下缩成一道竖线。它看了我一眼。就那么一眼，然后它又把眼睛闭上了，尾巴在航空箱上轻轻拍了一下。

我转身出了门。天已经黑了，巷口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我朝水池的方向走了几步，又停下了。老金不在。去了也白去。

我蹲在路灯下面，影子缩在脚底下，一小团。风从巷口灌进来，带着远处田野里水汽的凉意。我想起老金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它说：“猫这辈子，最重要的不是吃饱，不是睡暖，是想去哪就能去哪。”老金想走就走了。它去了我不知道的地方。但它走之前留了三个字给我。也许它还会回来，也许不回来了。但它在告诉我：

守村人。

我站起来，甩了甩尾巴，沿着路灯的光影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水池的方向。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但我知道那片睡莲叶子还在水面上浮着，那个石洞还在水底下张着嘴，那块白玉石头上空空的，等着金色的蟾蜍回来蹲上去。

也许下次来的时候，它就在了。也许不在。

我想，老金是不是也是守村人。它守的是那个水池，是水池底下那个发着绿光的石洞，是那些不为人知的、藏在村子角落里的秘密。它守了很久了，久到它的眼睛只剩下一只能睁开。现在它走了。下一个守水池的会是谁？会是我吗？

我只是一只猫。脖子上戴着两万多的项圈，喜欢吃新鲜鸡肉，无聊了就出门转转，遇到三只小猫会跟着看热闹，捡到小孩会去找人。我不是守村人的料。我不会写字，不会留纸条，不会像老金那样用一只独眼就看穿一切。

但我认识守村人。我见过老的，也见过小的。老的坐在村西头看蚂蚁，小的蹲在树根缝隙里跟猫说话。他们都不说话，或者说了别人听不懂。但他们认得路，认得人，认得猫。他们比谁都认得。

也许这就够了。也许守村人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他们只要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村子就太平了。像村西头那栋矮房子，破破烂烂的，但它立在那里，那片地就不是荒地。像那把竹椅子，年头久了，竹条松了，坐上去吱呀吱呀响，但它还能坐人。

我收回目光，从墙头上跳下来。路过矮房子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但没有停。竹椅子空着，搪瓷碗还在门槛旁边，碗里的饭已经干了，裂开了几道口子。门半掩着，里面黑洞洞的，看不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