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来了。

我知道新年来了，因为周老板娘开始大扫除了。她叫了几个人来，把沙发垫子全掀了，把茶几上的东西全收进柜子里，把窗帘拆下来，把发财的狗屋从后院搬到走廊里，又把发财的狗屋从走廊里搬回后院，来回搬了三趟，发财跟着她跑了三趟，尾巴摇得像直升机的旋翼。

周老板在门口贴了对联，红纸黑字，墨水味冲得我打了两个喷嚏。他贴完退后两步看了看，又拿下来重新贴，又退后两步看了看，满意了，拍了拍手上的灰，厨房里炖着肉，咕嘟咕嘟的，盖子被蒸汽顶得一跳一跳的。

从腊月二十几开始，家里就没断过人。

先来的是周老板的姐姐，带着她老公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一个高一个矮，矮的那个看到我就尖叫了一声“猫——”，然后追着我跑了半个院子。我钻进了丝瓜架下面的枯叶堆里，他进不来，在架子外面蹲着叫我，“咪咪咪咪咪咪”。我不是咪咪，我是九万。但我不打算告诉他。等他叫够了、被周老板娘喊进去吃橘子了，我才从枯叶堆里爬出来，抖了抖身上的碎叶子，跳上墙头，蹲在墙头上面看着院子里来来去去的人。

后来来的人我就分不清谁是谁了。周老板家的亲戚，周老板娘家的亲戚，还有不是亲戚但每年都来的朋友。他们提着箱子、袋子、盒子，从门口进来，在客厅坐下，喝茶，嗑瓜子，剥花生，聊天。聊天的声音从早上响到晚上，像一台永远关不掉的收音机，频道在换，音量不减。有的嗓门大，有的嗓门小，但人数太多了，小嗓门加在一起也变成了大嗓门。

发财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尾巴摇着，鼻子拱着每一个伸过来摸它的手。发财喜欢新年。新年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摸它、更多的人跟它说话、更多的人在饭桌下面偷偷扔给它骨头和肉皮。它不挑，谁来它都高兴，谁摸它它都摇尾巴，谁扔吃的它都接住——用嘴接，接不住就用脸接，脸接住了再用嘴捡起来。

我不喜欢新年。猫都不喜欢新年。新年太吵了。人平时就吵，新年的时候他们把“吵”的开关拧到了最大，然后拧断了，关不掉了。我在墙头上蹲了一会儿，又跳到了屋顶上。屋顶比墙头高，离地面的声音远一些。但屋顶上冷，风从北边来，把我的毛吹得倒伏下去又竖起来，竖起来又倒伏下去。我在屋顶上蹲了一下午，看着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看着院子里的人进进出出，看着发财的尾巴一刻不停地摇。

过年了。我忽然想到老金。

水池的冰应该还没化，它还在土里缩着，不吃不喝，不动不醒。水月石在守村人的壁龛里，在火柴盒和盐包后面，□□辣椒挡着，落了一层新的灰。这些都是很远的、很旧的事。像压在箱子底下的旧棉袄，你知道它在，但你不去翻，它就不会出现在你面前。我把它们压在箱子底下已经有一阵子了。

新年来了，箱子上面堆了更多新的东西——红纸、烟花、炖肉的气味、亲戚的笑声

那个从半空中接住佛头的“新技能”，最近也没什么进展。我在院子里练了很多次，从高的地方往下跳，在空中做各种动作，但没有一次再出现那种“身体自己会了”的感觉。有时候我跳下去的时候，脑子里是空的，落地的时候爪子的位置跟我想的不一样，但也不算错，就是不一样。那个“不一样”不是那天晚上的那种不一样。我知道这不是同一回事。但我不知道怎么能回到那天的状态。

那天有佛头，有时间停了的那几秒，有发财趴在地毯上，有周老板不在家。这些条件缺了一个，那个状态就回不来了。我试了很多次，都不行。后来我不试了，不是放弃了，是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靠“练”能练出来的。

我从屋顶上跳下来，没有进院子，又跳上墙头。发财在院子里看到我，“呜”了一声。外面的巷子比家里安静多了。不是真的安静，是人的声音被墙挡住了，传到这里只剩下模糊的嗡嗡声，像一群蜜蜂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飞。我沿着巷子往西走，穿过菜地，穿过田埂，到了水池边上。

池沿上的青苔还是褐色的，干巴巴的，像一块块旧伤疤。水面结了冰，冰比上次来的时候更厚了，灰白色的，看不清下面的水。睡莲的叶子冻在冰里，枯黄的，卷着的，像一只只攥紧了的拳头。我在池沿上蹲了一会儿，然后下去了。石缝还是那个石缝，窄得只容一只猫挤过去。我挤进去了。石洞里没有绿光。不是“暗”，是“没有光”。以前那些发着荧荧绿光的菌丝，不知道是死了还是睡着了，一点光都没有了。洞壁上是干的，没有水汽，没有苔藓，只有灰白色的石头，像一层骨头露在外面。泉水还在，但水面低了，露出了一圈干涸的痕迹，像浴缸里的水放掉之后留下的那道线。那块白玉石还在，上面空空的。

老金不在。

我早就知道它不在。它在冬眠。

我蹲在白玉石旁边，用爪子摸了摸石头的表面。石头是凉的，不是冰的那种凉，是那种很久没有活物趴在上面的凉。

我蹲了一会儿，站起来，出了石洞。从水池里爬出来的时候，身上沾了泥和碎冰碴子，我用嘴叼掉了几块大的，小的懒得管了。天快黑了，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不是正式放，是小孩在玩摔炮，啪，啪，啪，像有人在远处拍巴掌。我沿着来路往回走，走到巷口的时候，看到我家门口站着好几个人。不是站，是围成一圈，低着头，在弄什么东西。周老板也在里面，他蹲着，手里拿着什么，旁边的人给他打手电。

我走近了，从人群的腿缝里钻进去。地上摆着一堆小山一样的烟花，周老板手里拿着打火机，拇指按在打火机的齿轮上，但没有打。旁边的人说：“等一等，等饭菜上桌再放。”另一个说：“先摆好，摆好了就别动了，一会儿直接点。”周老板把打火机收起来，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他看到我了，说了一句“九万回来了”，然后转身进了院子。

人群散了几个，又来了几个。小孩子在炮旁边跑来跑去，大人喊“别踩到了”，小孩子不听，继续跑。发财从门里探出头来，看到我，尾巴摇了摇，但没有出来。

我怕放炮。

不是那种“不喜欢”，是怕。从骨子里怕。那个声音太突然了，太响了，没有任何预兆。你蹲得好好的，它突然炸了，像有人在你耳边摔碎了一个陶罐。你不知道下一个什么时候炸、在哪里炸、多大声。你的耳朵在等那个声音，但你的身体在躲那个声音。等和躲同时存在，把你的神经拉成了一根绷紧了的弦。

我知道规定是不让放炮的。周老板前几天在牌桌上有人聊天的时候说过，说镇上发了通知，禁放，今年抓得严，谁放罚谁。周老板当时在旁边坐着看手机，没说话。

周老板娘问他：“你听到没有？”

周老板放下手机说：“买了不一定放，放了不一定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