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白色的猫还在看我。它的眼睛还是蓝色的，还是那么深。它的嘴不喘了，舌头还是紫色的，但不动了。它的胸口在动，很慢，一下，又一下。它的身体在笼子里缩着，缩到最小，最小，小到骨头从皮肤下面顶出来，一根一根的，像干枯的树枝。它在看我。它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不知道我为什么蹲在这里。

那个人把蛇皮袋的袋口扎上了。扎带是白色的，塑料的，他用手指掐了一下，扎带咬紧了，发出“咔”的一声。他把袋子拎起来，放到墙角，摞在别的袋子上面。袋子叠在一起，软塌塌的，像一个一个的坟。

他的手上全是血，干了，结成黑色的硬壳，指甲缝里是黑的，手背上的青筋是鼓的。他在用袖子擦手上的血，擦不掉，他吐了一口唾沫在手上，搓了搓，血和唾沫混在一起，变成了粉色的泡沫。

他抬起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不是看到了我，是听到了什么。我蹲在笼子的阴影里，没有动。他的目光从我头顶上方扫过去了，没有停留。他低下头，继续搓手。我的项圈在脖子上，没有玉坠子了，轻了很多。银扣在月光下闪了一下，我用爪子把它压住了。铁皮厂房的顶在风里响，铁皮被风吹得鼓起来又凹下去，像一个人在喘。远处有狗叫，不是发财，是别的狗。声音很远。

我的眼睛从那只白色的猫身上移开，扫向旁边的笼子。不是我想看，是我的目光在躲。躲那只白猫的眼睛，躲那块木板上的暗红色渍，躲那个蛇皮袋表面还在微微起伏的颤抖。我的目光落到了旁边笼子里的另一只猫身上。它蹲着，头低着，下巴抵在铁丝的网格上，眼睛闭着，呼吸很浅。它的毛是橘色的，不是那种油亮的、像沈小姐家元宝那种金丝虎的橘，是灰的、干枯的、像被太阳晒了很久的落叶。它的耳朵缺了一块，不是天生的，是被什么东西咬掉的，伤口早就愈合了，边缘的皮肉翻卷着，形成一个不规则的缺口。它瘦，瘦到肩胛骨从皮肤下面顶出来，像两把折叠起来的小刀。它的脖子上有一个项圈。红色的，不是皮的，是尼龙的，上面有一个塑料的插扣。项圈上挂着一个牌子，不锈钢的，椭圆形的，在月光下反了一下光。牌子上刻着什么？我看不清，也不想看清。那个红色的项圈在灰色的毛上像一道伤口，醒目得刺眼。它的主人给它戴上的。主人说：“戴上这个，你就是我们家的了。走丢了别人知道你有主人，会把你送回来。”它戴着这个项圈走了很远，却到了这里。没有人把它送回去。

旁边笼子里还有一只。黑色的，黑得像团子，但不是团子。它的项圈是蓝色的，帆布的，宽宽的，上面有一排金属的铆钉。项圈的中间挂着一个圆形的牌子，牌子上印着一个爪子的图案，爪子的肉垫是粉色的，在月光下还能看出一点褪了色的粉。它的毛是黑的，项圈是蓝的，牌子是银的，爪子是粉的。这些颜色在月光下都不亮了，都蒙了一层灰，像一张被水泡过的照片。它趴着，两只前爪伸在前面，下巴搁在爪子上。它的眼睛是睁着的，看着笼子的门。门关着。它看着门，像在等门开。门不会开了。至少不是它等的那种开。

我蹲在黑暗中，看着那些项圈。红的，蓝的，绿的，帆布的，尼龙的，皮质的，有的宽，有的窄，有的上面有铃铛——铃铛不响了，铃铛忘了怎么响。有的项圈上挂着小牌子，牌子上刻着名字。这些名字在月光下安安静静的，像一个个被遗忘在抽屉底部的旧照片。

我记得。我记得周老板在麻将桌上跟人炫耀过。“我家九万那个项圈，两万多，日本匠人手作的，白玉的坠子，红宝石的，你摸摸。”我被摸烦了，从桌上跳下去，跑到院子里的丝瓜架下面，蹲着。周老板出来，蹲在我面前，把项圈拨正，玉坠子摆到胸口正中间，拍拍我的头说“跑什么跑，夸你你还跑”。

我把项圈从脖子上解下来了。不是解下来的，是咬开的。银扣的卡扣很紧，我的牙齿咬在金属上，酸，涩，像咬了一枚旧硬币。卡扣弹开了，项圈从脖子上松了，滑下来，落在地上。我的脖子轻了，空了，风从脖子上的毛缝里钻进去，凉飕飕的。没有玉坠子了，项圈轻得像一条绳子。

我蹲在黑暗中，浑身的毛还在炸着。我的耳朵贴在脑壳上，我的尾巴夹在腿间，我的瞳孔缩成了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