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
二〇〇七年，深秋。
傅承洲站在半山别墅的落地窗前，手里捏着一杯威士忌，没喝。
窗外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
灯火璀璨，从西环到铜锣湾，一簇一簇连成一片，像碎金子铺在海面上。偶尔有天星小轮经过，船身的绿灯在海面上拖出一道细长的光痕。
这样的夜景，他看了十年。
从十九岁到二十九岁，从一无所有到傅氏集团的掌门人。
他以为他看腻了。
可每到深夜，他还是会站在这里，看那些明明灭灭的灯火，想起一个人。
“傅先生，车备好了。”
助理林生在身后轻声提醒。
“嗯。”
他没有动。
林生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今晚是傅老先生八十寿宴，您必须到场。”
“我知道。”
“还有一件事。傅老先生下午从医院接回来了，医生说……”
“说什么？”
“说最多还有三个月。”
傅承洲的手指在杯壁上顿了一下。
几秒钟后，他把威士忌一口喝完，转身走向门口。
“走。”
黑色宾利从半山驶向中环。
车里很安静，只有引擎低沉的轰鸣声。
傅承洲闭着眼坐在后座，西装革履，领带系得一丝不苟。他的脸在半明半暗中显得格外冷峻，眉骨很高，眼窝很深，薄唇抿着，像是没什么能让他动容。
林生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他跟了傅承洲六年，从英国到香港，从一无所有到身家百亿。
他见过这个男人在谈判桌上不动声色地吃掉对手，见过他在董事会上一句话让人噤声，见过他用一支烟的时间摧毁一个存在了二十年的家族企业。
但他也见过——
这个男人在深夜把自己灌醉，对着手机里一张模糊的照片发呆。
那张照片拍得很差，光线昏暗，角度歪斜，只能勉强看出是一个少女的背影，扎着马尾，站在码头上，面朝大海。
他不止一次想过，那个女孩是谁。
但他从来不敢问。
“林生。”
“在。”
“今晚的宾客名单，再念一遍。”
林生翻开平板，念了起来。
“政界有律政司司长、保安局副局长、几位立法会议员。商界有郭氏、李氏、郑氏、何氏……”
“记者呢？”
林生顿了一下。
“什么？”
“今晚的宾客名单里，有没有记者？”
林生低头翻了翻。
“有。几家主流媒体都派的有人，《明报》《信报》《经济日报》《南华早报》……还有《南华日报》。”
傅承洲睁开了眼睛。
“《南华日报》？”
“是。他们社会版会派一个人来。”
“叫什么？”
林生愣了一下，没料到他会在意一个社会版的记者。
“我查一下。”他飞快地翻了翻平板，“叫沈未央。”
车里的空气忽然变了。
说不清是什么感觉，像是有人在密闭的空间里打开了一扇窗，有风灌进来，冷的。
林生从后视镜里看见了傅承洲的表情。
那张向来没什么表情的脸上，有什么东西裂开了。
很细微，但很真实。
像是冰面下的河流，忽然找到了出口。
“……傅先生？”
傅承洲没有回答。
他转头看向车窗外，中环的霓虹灯从玻璃上一帧一帧地滑过，红的、蓝的、绿的、黄的。
十年了。
他终于等到这一天。
中环四季酒店，宴会厅。
水晶灯把整个大厅照得像白昼，长桌上是白色的桌布和银色的烛台，每一份餐具旁边都放着一支红玫瑰。
今天的寿宴，说是为傅老先生贺寿，其实就是傅家对外的一次实力展示。
傅家在香港的根基不算最深，但这十年在傅承洲手里，从一家濒临破产的船厂，变成了横跨地产、航运、金融的商业帝国。
而这个帝国真正的主人，就站在宴会厅最里面，西装挺拔，面无表情地接受各路宾客的道贺。
“傅生，生辰快乐。”
“傅生，久仰久仰。”
“傅生，家父让我代他向您问好。”
他一一颔首，笑容得体而疏离。
没有人能看出他心里在想什么。
沈未央到的时候，已经迟了二十分钟。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小礼服，不是什么大牌货，在旺角女人街淘来的，四百八十块。头发随便盘了个髻，露出一截细白的脖颈。脸上的妆很淡，只涂了口红，却偏偏衬得她眉目分明，有种说不出的清冷。
“沈未央！你终于来了！”她的搭档陈嘉骏在宴会厅门口等她，急得直跺脚，“主编说今天要盯紧那几个大佬，特别是傅承洲，他最近在谈启德码头的地皮……”
“我知道。”
“你这是什么表情？你不舒服？”
“没有。”
沈未央深吸一口气，把手里的相机举起来，挡在脸前。
她当然没有不舒服。
她只是——
她说不清。
从她踏进这个宴会厅的那一刻起，就有一种奇怪的预感，像是有根针扎在后脑勺，让人隐隐发慌。
“走吧，先进去。”陈嘉骏拽着她往里走。
宴会厅里人很多，觥筹交错，笑语喧阗。
沈未央端着相机，透过取景器观察着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她看见穿燕尾服的侍者托着香槟走过，看见贵妇们的钻石在灯光下闪光，看见西装革履的男人们握手寒暄，笑容里藏着较量。
这些人，和她平时的采访对象完全不一样。
她平时跑的是码头、是工棚、是劏房、是医院急诊室的走廊。
她写过偷渡客、写过码头工人、写过被高利贷逼到跳楼的母亲。
她从没写过这些人。
不，她写过一次。
十年前。观塘码头。傅家船厂。一场爆炸，一个父亲没有回来。
“沈未央。”
有人在叫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