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沈未央把自己埋进了故纸堆里。

她要找的东西，在互联网上找不到。在公开的档案里也找不到。

她要找的，是一份1997年的财务记录。

一笔三千万港币的转账。

从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船厂账户，流向一个她还没查到的澳门赌场账户。

“你这三天到底在干什么？”陈嘉骏端着两杯咖啡走进资料室，把其中一杯放在她面前，“你已经三天没出过这个房间了。”

“查东西。”

“查什么？”

“查一笔钱。”

“多少钱？”

“三千万。”

“谁的钱？”

“傅家的钱。”

陈嘉骏咖啡杯差点没端稳。

“你要查傅家的账？你是不是疯了？”

“可能是。”

“你知不知道傅家在香港是什么地位？你查他们的账，等于在老虎嘴上拔毛。”

“我不拔毛，”沈未央头都没抬，继续翻着泛黄的报纸缩微胶片，“我要找的是老虎的牙。”

陈嘉骏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后还是闭上了。

他在沈未央对面坐下，把咖啡递给她。

“我帮你。”

沈未央终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你不怕？”

“怕，”陈嘉骏说，“但我觉得这件事，比怕更重要。”

沈未央看着他，忽然笑了。

不是那种苦涩的笑，是真心的。

“谢谢你，嘉骏。”

“别谢，请我吃三个月午饭就行。”

“行。”

“外加每天一杯奶茶。”

“行。”

“外加——”

“陈嘉骏。”

“好好好，我闭嘴。”

两个人埋头查了起来。

资料室很安静，只有缩微胶片机转动的声音和偶尔翻纸的沙沙声。

窗外的天从亮变暗，又从暗变亮。

他们在这间屋子里，度过了第三天。

第四天凌晨，沈未央终于找到了。

不是她要的那笔转账记录。

是另一个东西。

一份1997年傅氏集团的内部审计报告。

这份报告不是公开的，是当年一位审计师偷偷保留的副本，后来被一个记者买走，最后辗转落入了《南华日报》的资料库。

那位审计师2003年死于车祸。

那位记者2005年死于心脏病。

两个人都很年轻。

两个人都死得很突然。

沈未央盯着那份报告，手指微微发抖。

报告上写着——

傅氏集团1997年度财务报表存在重大异常。经查，其下属观塘船厂账户于1997年5月至6月期间，累计转出资金三千二百万港币，去向不明。

三千二百万。

不是三千万。

多了两百万。

这两百万去了哪？

她继续往下看。

报告的后半部分被涂黑了，只能用背光隐约看到几个字。

“个人……用途……”

“傅永……年……”

“澳门……”

“死者……”

“沈……”

沈未央的手猛地收紧了。

死者。

沈。

沈国良。

她父亲。

“嘉骏，”她的声音哑了，“你来看这个。”

陈嘉骏凑过来，看了几秒钟，脸色变了。

“这是……”

“1997年傅氏集团的内部审计报告。”

“谁写的？”

“一个审计师，叫程国栋。”

“他现在在哪？”

“死了。2003年，车祸。肇事司机逃逸，至今未抓到。”

陈嘉骏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未央，这件事——”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如果我继续查下去，我可能会成为第三个。”

陈嘉骏看着她。

“你还要查吗？”

沈未央把那份报告复印件折好，放进包里。

“查。”

“为什么？”

“因为已经有三个人因为这件事死了。我父亲，程国栋，那个记者。我不想再有第四个。”

“那第四个会是谁？”

沈未央看着他。

“也许是我。也许是傅承洲。也许是所有知道真相的人。”

“值得吗？”

沈未央没有回答。

她背起包，朝门口走去。

走到门口，她停下来。

“嘉骏。”

“嗯？”

“如果我有一天出事了，帮我把这些东西交给顾深。”

“你……”陈嘉骏的声音有点抖，“你别吓我。”

“我没有吓你。”

“我只是在说事实。”

“事实是——有人在1997年杀了我父亲，杀了程国栋，杀了那个记者。而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这个人，可能就在傅家。”

“可能就在我身边。”

“可能——下一秒就会来找我。”

她说完，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的灯很亮。

可她觉得，那些光都是假的。

真的光，在她手里。

在那份泛黄的、被涂黑的、藏着秘密的报告里。

傅承洲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傅氏集团的董事会上。

“傅先生，沈小姐查到了程国栋的报告。”

他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

“她查到了什么？”

“程国栋1997年写的内部审计报告。报告里提到了三千二百万的账目问题，提到了傅永年，提到了澳门，提到了——沈国良。”

会议室里的空调开得很低，可傅承洲觉得后背在冒汗。

“她拿到原件了？”

“拿到了。程国栋当年留了一份副本，后来被一个记者买走，那个记者死后，这份副本辗转落入了《南华日报》的资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