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承洲说“明天早上”的时候，沈未央以为那只是一个时间节点。

她不知道的是，那个“明天早上”，会来得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快，也都更凶猛。

凌晨四点，沈未央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她以为是闹钟，摸过来看了一眼——屏幕上显示着“顾深”两个字，时间是凌晨四点零三分。警察在这个时间打电话，从来不会是好消息。

“未央，你在哪？”

“在家。怎么了？”

“傅承邦报案了。凌晨三点二十分，他去了中区警署，递交了一份证据包，指控傅承洲在1997年至2007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傅氏集团资金，总额高达一亿两千万港币。”

沈未央猛地从床上坐起来。“你说什么？”

“他现在就在警署，在做笔录。我让同事帮我盯着，消息应该准确。”

一亿两千万。不是三千万，不是三千两百万。是一亿两千万。傅承邦不光要自保，他还要把傅承洲拉下水。沈未央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愤怒。傅承邦给她U盘的时候，满脸真诚地说“我欠你父亲一条命”。才过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他就坐在警署里，把亲弟弟送上了绝路。

“顾深，傅承洲——”

“我知道。你想让我做什么？”

“什么都别做。让我先见他一面。”

她挂了电话，拨傅承洲的号码。忙音。再拨，还是忙音。第三次，通了。接电话的不是傅承洲，是林生。

“沈小姐，傅先生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他让我转告你，一切按计划进行。”

“计划？什么计划？傅承邦已经报案了！他在指控傅承洲挪用公款！”

林生沉默了两秒。“傅先生知道。”

“他知道？他知道了还说什么‘按计划进行’？”

“沈小姐，傅先生让我转告你——他说，他等了十一年，等的就是今天。”

电话挂断了。

沈未央攥着手机，坐在床沿上。窗外的天还是黑的，维港的灯火已经熄灭殆尽。整个城市都在沉睡，只有她和那些她不知道名字的人醒着。那些要在天亮之后，被这场风暴卷进去的人。

她穿好衣服，出了门。

凌晨四点半的香港，是她很少见到的样子。没有人潮，没有车流，霓虹灯关了，街道空荡荡的，只有清洁工人在扫街，只有报摊的老伯在整理报纸。她拦了一辆的士，报了傅氏集团总部地址。

“小姐，这个点去中环？上班啊？”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

“找人。”

“找谁啊？这个点，写字楼里没人。”

“找一个在风暴中心的人。”

司机没听懂，不再问了。

国际金融中心，八十二层。沈未央到的时候，整栋楼只有顶层的灯是亮着的。她坐了专用电梯上去，门开的时候，林生在电梯口等她。

“沈小姐。”

“他在哪？”

“办公室。从昨晚到现在，他一直没走。”

沈未央走过那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的墙上挂着傅氏集团的历史照片——六十年代的船坞，七十年代的货轮，八十年代的码头，九十年代的中环总部。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傅家的辉煌，每一张辉煌的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黑暗。

她推开办公室的门。

傅承洲坐在办公桌后面，西装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白衬衫的袖子卷到手肘，领带松了，领口微敞。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他手里拿着电话，正在说最后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