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未央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我欠你一个菠萝包。我想请你吃。不是半个，是一个。刚出炉的，趁热吃。”

阳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落在她的手背上，暖洋洋的。她忽然笑了。

“好。”

接下来的两周，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

每一天都有新的消息，新的进展，新的冲击。

傅承邦被引渡回香港。他在机场被押下飞机的时候，穿了西装，头发也梳整齐了。闪光灯比在澳门那次多了十倍，他对着镜头说了两个字：“冤枉。”第二天，他的律师团队发表声明，表示傅承邦“否认一切指控，将积极抗辩”。

傅承洲没有复职。董事会投票表决，他以“配合调查”为由婉拒了临时主席的职务，由陈伯衡暂代。这个决定让很多人意外——在他们看来，这是夺回权力的最佳时机，他在最该出手的时候退了。

可沈未央明白。他不是退，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他在等。等傅承邦的案子开庭，等所有人都在法庭上亮出底牌，再出手。那时候，没有人能说他是为了夺权。所有人都会看到——他只是在做对的事。

罗永昌的证词写完了。沈未央没有看过全文，但傅承洲告诉她，罗永昌在证词里写了一句让她哭了很久的话——“沈国良是我见过最老实的一个人。他这辈子没害过任何人，是别人害了他。”

沈未央把那句话抄在纸条上，贴在了劏房的墙上。每天晚上回家看到它，就觉得父亲还在。

她的文章还在继续写。不是每天一篇了，改成了一周两三篇。内容也不再只盯着傅家，开始写更广的东西——洗钱、跨境犯罪、企业监管漏洞。她想让更多人看到，傅家的事不是个案，是这个系统里长出来的毒瘤。如果不把根拔掉，还会有第二个傅家，第三个傅家，更多更多的人死在他们的贪婪里。

很多读者说她变了。有人说她写的东西太沉重，有人说她在博出位。她不在乎。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父亲教她“做人要对得起良心”，她现在做的事，对的不是她一个人的良心，是所有人的。

十一月下旬，天气凉了，维港的风带着寒意。

傅承邦的案子定在了明年一月开庭。还有不到两个月。

律政司的调查还在继续。傅氏集团的股价还在跌。董事会还在争吵。记者还在报社门口蹲守。一切都在继续，一切都没有结束。可沈未央觉得，有一些东西，在慢慢地变得不一样。

比如，她开始习惯每天早上收到天气预报。傅承洲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每条消息都显示“已读”，即使她不回。他说：“我知道你看了就行，不用回。”

比如，她开始习惯深夜接到他的电话。他不说什么重要的事，有时候只是说“今天风大，关好窗”，有时候只是说“晚安”。声音很低很稳，像在告诉她——我还在，一切都会好的。

比如，她开始习惯在写完稿子之后，想起他。不是刻意地想起，是不经意地——像呼吸一样自然。

有一天晚上，她站在窗前看维港的夜景。那些灯火和她第一天见到的没什么不同——亮着，一堆一堆的，把海面照得像碎金。可她觉得那些灯火比以前好看了。不是因为灯火变了，是看灯火的人变了。

她拿起手机，给傅承洲发了一条消息。

“今天风大，你也要关好窗。”

对面正在输入的提示闪了很久。然后，只回了一个字。

“好。”

沈未央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就一个字。可她觉得，那比她收到过的所有消息加起来都重。简简单单的一个“好”字，他接住了她的关心，像接住了一个等了很久的东西。

她关灯，躺下。窗外的维多利亚港，灯火未央。窗内的劏房里，有人在等一个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