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末，港城终于有了入冬的意思。

维港的风从海面上灌进来，带着咸腥味和凉意，吹得人忍不住缩脖子。沈未央站在律政司大楼门口，裹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外套，仰头看着这座灰白色的建筑。

她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半个月前她来送补充材料的时候，被门口的记者围堵过，差点没进去。今天她很谨慎，换了条不常走的路线，戴了帽子和口罩，像个做贼的。

她要见一个人。罗永昌。

罗永昌被安排在律政司的证人保护组，说是“保护”，其实就是一间不能随便出入的公寓，有专人看守，不能打电话，不能上网，只能看电视、读报纸、写证词。沈未央申请了三次，才被允许探视，时限一小时，全程有工作人员陪同。

“沈小姐，这边请。”工作人员带她穿过一道道需要刷卡的门，走到三楼拐角的一间房前，敲了敲门，“罗叔，有人来看你了。”

门开了。罗永昌站在门口，比一个月前瘦了一大圈，头发白了很多，但精神还好，眼睛不像之前那样浑浊了，有一种她说不上来的亮。他看见沈未央，愣了一下，眼眶忽然红了。

“女娃，你来了。”

沈未央的鼻子也酸了。“罗叔，你还好吗？”

“好，好得很。”罗永昌把她让进屋里，给她倒了一杯水，“这里比秀茂坪好多了，有人送饭，有人打扫，还有人陪我说话。我以前一个人住，一年到头都没人说句话。”

沈未央看着这间不大的公寓。客厅里有一张沙发、一台电视、一个小茶几，茶几上放着一摞报纸和一沓稿纸。稿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罗永昌的证词。

“罗叔，你的证词写完了？”

“写完了。”罗永昌拿起那沓稿纸，翻了几页，“写了半个月，把我能记住的，都写下来了。”他翻到其中一页，停下来，手指微微颤抖，“女娃，你父亲的事，我写在这里了。你要是想看，就看，要是不想看——”

沈未央接过那沓稿纸。她以为自己会犹豫，会害怕，会像之前每次触碰真相时那样，心脏像被人攥住。可这次没有。她很平静地把那几页看完。罗永昌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很多错别字，可她每一个字都读懂了。

“沈国良那天晚上在船厂值班。我去给他送饭，他爱吃叉烧，我在楼下烧腊店买的。我到的时候，是晚上七点三刻。我看见船厂门口停了一辆黑色的车，我不认识那是什么车，但我知道那不是船厂的车，太贵了。我在门口等了十分钟，不敢进去。后来我看见傅承邦从里面出来，身后跟着两个我不认识的人。傅承邦看见了我，他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上车走了。我等他们走远了才进去，进去之后，看见沈国良躺在地上，脸色发青，脖子上有红印。我叫他，他不应。我摸他的手，凉的。我吓坏了，我不敢报警。我跑了。我跑了二十年，每天都在想那天晚上。如果我没有跑，如果我报警，如果他可能还有救——那天晚上的事，除了我，没有人知道。现在我把它写下来了，沈国良的命，不能白死。”

沈未央把稿纸轻轻放下，抬起头看着罗永昌。老人已经泪流满面。他没有擦，任由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

“罗叔，你没有错。那天晚上就算你不跑，你也救不了我父亲。他已经走了。你活着，把这个真相带到了今天，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一切。”

罗永昌摇了摇头。“我不跑，可能就抓到傅承邦了。”

“抓不到的。傅承邦有钱，有势，有律师。你一个人在码头，你斗不过他。”沈未央握住老人颤抖的手，“但现在，你不是一个人了。有律政司，有警方，有我。还有——有他。”

她没有说名字，但罗永昌知道她说的是谁。傅承洲，傅家的另一个儿子，那个在雨夜里被她救过的少年，那个把老人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人。

“女娃，那个傅家的后生，他对你是真心的。”

沈未央没有回答。她的沉默让罗永昌叹了口气。“我不懂你们年轻人的事，但我活了快七十年了，什么人对我好，什么人对我不好，我看得清。那个后生，他对你是真好。不是为了还债，不是为了赎罪，是真心。”

沈未央笑了笑。她没有告诉他，她和傅承洲之间，还隔着一堵墙。那堵墙叫沈国良。即使真相大白了，即使傅承邦被捕了，即使傅家倒了，那堵墙也在那里。她父亲不会因为真相大白就活过来，她不会因为傅承邦被捕就不恨姓傅的人。可她也知道——恨和爱，有时候是同一件事。爱得越深，恨得越切。恨得越切，越放不下。

探视时间很快就到了。走的时候，沈未央在门口抱了抱罗永昌。老人很瘦，瘦得像一把枯柴，可他抱着她的力气很大，大得像要把二十年的愧疚都揉进这个拥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