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办法？”

“找到真正的记录。”

“能找到吗？”

“能。”

他的声音很稳。那种稳不是装的，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年、经历了无数风浪之后磨出来的底气。可沈未央还是不安。她不知道这种不安来自哪里——是直觉，是对傅家的不信任，还是她太在乎了。

在乎这件事的结果，在乎她父亲能不能沉冤得雪，在乎傅承洲能不能赢。

“傅承洲。”

“嗯。”

“如果你找不到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那就造一份。”

“什么？”

“傅承邦可以伪造停车记录，我也可以。”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说一个不想让别人听见的秘密，“未央，我知道这不道德，我知道这不是正义。可是如果我找不到真的记录，罗永昌的证词就会被推翻，傅承邦就会脱罪，你父亲的死就再也没有人追究。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干净。”

沈未央握着手机，指节泛白。她应该说不。应该告诉他，伪造证据和傅承邦有什么区别？应该告诉他，她不要他用这种方式帮她。

可她说不出这些字。因为在他开口之前，她也想过同样的事——如果可以让她父亲沉冤得雪，她愿不愿意做不干净的事？答案是，愿意。她愿意背负任何骂名，只要能还父亲一个公道。

“傅承洲，不要。”

“为什么？”

“因为你是傅承洲。你说过，你要干干净净地站在我面前。如果你做了假证据，你和傅承邦有什么区别？”

电话那头，傅承洲沉默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挂了电话。

“好。”他说，“我不做。但我一定会找到真的。”

“我相信你。”

挂了电话，沈未央站在窗前，看着维港的夜色。灯火灿烂，海面平静。远处天星小轮的汽笛声隐隐约约，像一声叹息。

她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未央，做人要行得正坐得直。不要走歪门邪道，走了就回不了头了。”

她差一点就走了歪路。是傅承洲拉住了她。不，是父亲的在天之灵拉住了她。那些已经离世的人，用他们活着时说过的话，用他们留在这世间的教诲，拉住了她。

三天后，林生找到了。

不是在某个停车场的电脑里，不是在傅氏集团的档案室，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观塘码头附近一家小商店的闭路电视录像。那家商店在2003年就关门了，老板移民去了加拿大。但林生通过罗永昌提供的信息找到了老板的儿子，那位老板的儿子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箱旧录影带。

其中有一盒，标注着“1997年6月30日”。

傅承洲拿到那盒录影带的时候，手在微微发抖。他让人把带子转成了数字格式，打开，快进到晚上七点四十分左右。画面是黑白的，模糊不清，但能看清街道和车辆。

七点四十三分，一辆黑色的轿车从画面右下角驶入，停在船厂门口的对面。七点四十五分，一个穿深色衣服的男人从车上下来，走向船厂大门。

傅承洲把画面放大。那个男人的脸，他认得。傅承邦。七点四十五分，傅承邦出现在船厂门口。罗永昌没有记错时间，没有说谎。说谎的是傅承邦。

傅承洲把录像拷贝了一份，交给周文翰。周文翰看完之后，沉默了半分钟，然后说了一句：“傅先生，这场仗，我们能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