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判后的第一周，沈未央的生活慢慢回到了正轨。

说是正轨，其实和以前也没什么不同。她还是每天早上七点起床，挤地铁去报社，跑码头，写稿，交稿，被主编骂，骂完了继续写。只是以前她跑码头是为了写别人家的悲剧，现在她跑码头，是为了不让别人家的悲剧重演。

那篇关于码头工人权益的报道发出去之后，反响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报社的热线电话被打爆了，有工人来感谢的，有老板来骂娘的，有律师来毛遂自荐的，还有几个匿名的电话，说她“多管闲事”“小心点”。麦老头把这些电话都录了音，锁在抽屉里，说“以后可能用得上”。

陈嘉骏说她变了。“你现在写的东西，比以前更有温度了。”

“我以前写的没有温度吗？”

“以前你写的是‘别人的事’，现在你写的是‘我们的事’。不一样。”

沈未央想了想，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以前她写新闻，是为了客观，为了中立，为了不让自己卷入任何情绪。她把自己藏在那台相机后面，藏在那些冷静克制的文字后面，藏在“记者”这个身份后面。她以为自己很专业。其实她只是害怕。害怕一旦投入感情，就会像十二岁那年一样，在码头上哭得像个傻子。

现在她不害怕了。因为她知道，哭不是软弱。哭完了还能继续往前走，才是真正的勇敢。

傅承洲的天气预报，还是每天准时发来。

内容从“今天天晴，适合出门走走”变成了五花八门的东西——“今天降温，多穿”“今天有雨，记得带伞”“今天风大，关好窗”“今天适合吃菠萝包”。最后那条沈未央忍不住回了一句：“你每天都适合吃菠萝包。”对面秒回：“那你每天陪我吃。”

沈未央看着这条消息，笑了好一会儿。她没有回复。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该回什么。说“好”，像是在答应什么。说“不好”，是在骗自己。她索性把手机放在一边，继续写稿。

晚上回到家，她又拿起手机，看见傅承洲发来了一张照片。是一张菠萝包的照片，金黄色的，外皮酥脆，放在一个白色的盘子里。照片下面配着一行字：“今天的菠萝包，很好吃。可惜是一个人吃的。”

沈未央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她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不是在说菠萝包，他是在说——我想你了。她没有回复，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关了灯。窗外的维港灯火通明，她的心却安静得像一潭水。

宣判后的第二周，沈未央接到了一个电话。

号码是陌生的，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沈小姐，我是钱志诚。”

沈未央愣了一下。“钱先生？你怎么会打电话给我？”

“我想见你一面。方便吗？”

“方便。在哪？”

“西贡。还是上次那个地方。明天下午两点，可以吗？”

“可以。”

挂了电话，沈未央有些疑惑。钱志诚为什么突然要见她？该交的证据已经交了，该说的话已经在法庭上说完了，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她想了一路，没想明白。

第二天下午，她到了西贡。钱志诚的村子还是老样子，安静，朴素，海风咸咸的。她走到那扇白色的铁门前，按了门铃。门很快就开了，钱志诚站在门口，穿着那件灰色的旧毛衣，脚上踩着一双棉拖鞋。他的头发比上次见面时白了一些，但精神看起来好了很多，眼睛里有光。

“进来坐。”

沈未央跟着他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茶几上已经泡好了茶，茶香袅袅地升起来，和窗外的海风混在一起。钱志诚给她倒了杯茶，然后在她对面坐下。

“沈小姐，我今天找你来，是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他从茶几下面拿出一个信封，牛皮纸的，没有封口。沈未央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沓照片。她一张一张地翻。第一张是傅氏船厂的老照片，黑白的，画面里是一排排的厂房，烟囱冒着烟，码头边停着几艘货轮。第二张是一群人站在船厂门口，穿着工装，笑得很开心。她认出了人群中的父亲——年轻，瘦削，眼睛里有光。

“这是哪一年的照片？”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1988年。傅氏船厂三十周年庆。你父亲那年刚进厂，是他们那一批大学生里最年轻的一个。厂里选了他当代表，站在第一排。他那天很紧张，拍照的时候手都在抖。我说你抖什么，他说——‘钱叔，这是我第一次穿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