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香港的天气开始热了。

沈未央已经在中环住了一个多月，渐渐习惯了这里的早晨——阳光从落地窗涌进来，铺满整张床；傅承洲比她醒得早，侧着身看她；两个人互道早安，然后起床，一个去报社，一个去公司。日子平淡得像白开水，可沈未央觉得，这杯白开水是甜的。不是加了糖的那种甜，是喝久了、习惯了、离不开的那种甜。

报社的工作还是老样子——跑码头，写稿，交稿，被主编骂，骂完了继续写。但麦老头最近给她调了岗位，不再让她跑社会新闻了，让她专门做“深度报道”栏目。说白了就是让她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不用再每天去码头跑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陈嘉骏说这是升职，沈未央说不是升职，是“放养”。“放你去写你想写的，写得出来就发，写不出来就扣工资。”麦老头是这么说的。沈未央知道他在开玩笑，麦老头从来没有扣过她的工资，哪怕她以前写得再差，他也只是骂几句，然后帮她改。

“深度报道”的第一篇选题，沈未央想了很久。她想写傅家的事——那场官司，那些证据，那些在法庭上哭泣的证人。但她写不出来。一提笔，脑子里全是父亲的脸，她的手就开始发抖。她试了三次，删了三次，最后放弃了。她现在还不能写，也许以后能，但不是现在。

她换了一个选题——码头工人的生存现状。这个题材她熟，跑了五年码头，采访过上百个工人，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部血泪史。她花了一周时间采访、整理、写作，最后交出了一篇八千字的报道。麦老头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这是你这辈子写过最好的东西。”

报道发出去之后，反响比上次更大。报社的热线电话又被打爆了，这次不是来骂娘的，是来感谢的。有一个工人特意从观塘坐了一个小时的车来报社，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为民请命”四个字，金灿灿的，挂在编辑部墙上，亮得刺眼。沈未央看着那面锦旗，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她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没有想那么多。但陈嘉骏说：“你不用不好意思。你帮了他们，他们记着。这就够了。”

沈未央觉得他说得对。

傅承洲的公司也慢慢上了轨道。未央资本虽然刚起步，但傅承洲毕竟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年，人脉、经验、眼光都在。几个月下来，已经谈成了几笔小投资，虽然金额不大，但利润可观。林生说这是“开门红”，傅承洲说这是“运气好”。沈未央知道他不是运气好，他是真的懂。他十六岁就开始查傅家的账，二十岁就在英国投资银行实习，二十五岁回到香港接手傅氏集团的财务。他不是天生的商人，他是被逼出来的。但现在，他不用再为傅家打工了，他为自己打工，为她打工——公司的名字，是她的名字。

有一天晚上，沈未央加班到很晚才回家。推开门，客厅的灯亮着，傅承洲坐在沙发上看书，听见动静抬起头。

“回来了？”

“嗯。”

“吃饭了吗？”

“吃过了。你呢？”

“等你的时候吃了。”

沈未央换了鞋，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她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累了？”傅承洲问。

“有点。今天写了六千字，脑子都快炸了。”

“写的什么？”

“码头工人的续篇。上次发了之后，很多人来信说想了解更多。我打算写一个系列，每个月一篇，写一年。”

“一年？十二篇？”

“对。一个月一个主题，工人权益、工伤赔偿、职业病、子女教育，一个一个来。”

傅承洲看着她。“你打算写多久？”

“不知道。写到写不动为止。”

傅承洲没有说话。他合上书，放在茶几上，然后伸出手轻轻按了按她的太阳穴。他的指腹有些粗糙，但力道刚好，不轻不重，在她的太阳穴上缓缓打圈。沈未央闭着眼睛，享受着这一刻。

“傅承洲，你什么时候学会按摩的？”

“没学过。随便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