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按都这么舒服？”

“可能是你太累了。累的时候，怎么按都舒服。”

沈未央笑了。她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客厅的灯是暖黄色的，不像劏房那盏忽明忽暗的灯管，刺眼又冷漠。这盏灯很温柔，照得整个屋子都暖洋洋的。

“傅承洲。”

“嗯。”

“你说，我们以后会一直这样吗？”

“哪样？”

“就这样。你上班，我上班，晚上回来一起吃饭，周末去菜市场买菜。平淡的，普通的，没有什么大风大浪的。”

傅承洲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按。

“你想这样吗？”

“想。”

“那就这样。一直这样。”

沈未央闭上眼睛，嘴角微微上扬。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四月，五月，六月。维港的海风从凉爽变得温热，天星小轮还在海上来来往往，中环的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一切如常，又好像一切都不同了。沈未央的系列报道已经写了三篇，每一篇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给她写信，有人给她发邮件，有人直接在报社门口等她，说“沈记者，谢谢你写了我父亲的事”。她每封信都看，每封邮件都回，每个人都在门口等。她知道，这些人的信任不是给她一个人的，是给她父亲，给所有那些和父亲一样、在沉默中死去的人。

傅承洲的公司也做成了几笔大投资。林生说年底可以分红，傅承洲说不要急，慢慢来。他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急着证明什么。以前他是傅家的掌门人，要证明自己配得上那个位置。现在他只是傅承洲，不需要证明任何事。

有一天，沈未央在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到了那个相机盖。黑色的，小小的，上面有一个品牌的logo，边角有些磨损。她拿着那个相机盖，看了很久，然后放进了抽屉里，和父亲的那封信放在一起。一个相机盖，一封信，半辈子的等待。这些就是她和傅承洲之间所有的信物。听起来很少，但够了。不需要更多了。她已经有他了。

六月末的一个晚上，沈未央和傅承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影。是一部老片子，讲一对男女在战争中失散，几十年后重逢的故事。沈未央看到一半就哭了，傅承洲递纸巾给她，她擦了擦眼泪，继续看。电影结局是好的——他们重逢了，在很老很老的时候，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皱纹，但他们的手牵在一起，像年轻时候一样。

沈未央靠在傅承洲肩膀上。“傅承洲，如果我们老了，你还会牵着我的手吗？”

“会。”

“如果我走不动了呢？”

“我背你。”

“如果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呢？”

“我帮你记。”

沈未央的眼泪又掉了下来。这次不是因为电影，是因为身边的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