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末，香港的冬天到了最冷的时候。

沈未央站在维港的海边，海风从她的领口灌进去，冷得她缩了缩脖子，但她没有走。她看着远处的海面，看着天星小轮在海上来来往往，看着那些熟悉的灯火在暮色里一盏一盏地亮起来。这些风景她看了十几年，从十二岁看到二十八岁，从油麻地的劏房看到中环的公寓，从一个人看到两个人，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她今天没有去报社，请了一天假，一个人来了这里，有件事她想做——把父亲那封信的复印件，投进海里。

不是丢掉，是还给海。她父亲这辈子最爱的是海，最熟悉的是海，最后也是海带走了他。她觉得把信还给他，是最好的方式。她站在栏杆前，从口袋里拿出那个信封，里面装着她复印的那封信——原版还在公寓的抽屉里，和那些老照片、和那个相机盖放在一起。她不会丢掉原版，那是她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但复印件，她想还给父亲。她低头看着信封上的字，看着父亲工工整整的笔迹，看了很久，然后深吸一口气，把信封扔进了海里。

信封落在水面上，浮了一下，被海浪卷走了，越飘越远，越飘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白色的小点，消失在灰蓝色的海面上。沈未央看着那个小点消失的方向，轻轻地说了三个字：“收到了。”

海风很大，把她的声音吹散了。但没关系，她不是一定要让他听到，她只是想说出来。

她又在海边站了一会儿，直到风吹得她实在受不了了，才转身准备离开。刚转过身，她看见一个人，站在离她不到十步远的地方。傅承洲，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围着她上次给他买的那条围巾，手里拎着一个纸袋。

“你怎么来了？”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你说你今天请假。我就猜到你会来这里。”他走过来，站在她旁边，面朝大海，“你丢什么了？”

“信。我父亲那封，我复印了一份，丢回海里了。”

“为什么丢？”

“因为我想让他知道，那封信我收到了。不用再担心了。”

傅承洲没有回答，只是安静地站在她身边。他们在海边站了一会儿，谁都没有说话。然后傅承洲把那个纸袋递给她。“给你。”

“什么？”

“拆开看看。”

沈未央接过去，打开纸袋。里面是一条围巾，和傅承洲脖子上那条一模一样，深灰色的，羊绒的，摸起来很软很暖。“你什么时候买的？”

“上周。路过那家店，觉得你系上应该很好看。”

沈未央拿出来围上，松软暖和的触感裹住她的脖颈，像是被人轻轻揽住了肩膀。“好看吗？”她问。

“好看。”他帮她理了理围巾的流苏，然后把她的衣领翻正，整理妥帖。“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沈未央低下头，用下巴蹭了蹭围巾的边缘，软软的，带着新羊毛的气息，和他脖子上那条一模一样。“傅承洲，你是不是在学我？看到什么好东西都想给我买？”

“嗯。”

“那以后我们两个人出门，是不是要穿一样的衣服？”

“也不是不行。”他认真地想了想，“但我不会穿情侣装，太傻。”

“那你还给我买同款围巾？”

“不一样。围巾不傻。”

沈未央笑了。她看着他，看着海风把他大衣的下摆吹起来，看着远处海面上那些不停闪动的灯光，觉得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她只是顺着命运的安排，一步一步地走，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这里。

“傅承洲，你知道我今天来海边，除了丢信，还想了什么吗？”

“想了什么？”

“我想了想，如果我不是沈国良的女儿，如果我没有在那个雨夜遇到你，如果我没有查那些东西、没有写那些文章、没有站在法庭上作证——我会是什么样的人？”

“那你会是什么样的人？”

“可能还是一个记者，还是住在油麻地的劏房里，还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下班、一个人在深夜里对着窗外的灯火发呆。我不会来中环，不会有一只叫大吉的猫，不会在十二月的海边和一个姓傅的人站在一起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