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雷刚接着问。

“后来有一天，他搬椅子的时候摔了一跤，没成想就骨折了。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拜托楼下的邻居帮他送饭。三个月之后他好了，又开始搬椅子到门口晒太阳。他经历了人生的变化之后可能是受了刺激，就开始说冷笑话。”

“冷笑话？”小陈发出了疑问。

“对，他自己编的，都是很冷的笑话。但他自己好像觉得挺好像的，每次都一本正经地拉着路过的人说。邻居们一开始尴尬，后来习惯了，每天路过的时候都会停下来听他说一个。”

老周说到这里就停了。

赵亮先开口：“这个故事可以写。首先这个人的人生是完整的，并且非常有戏剧性。而且他说大道理和冷笑话都是直接的语言表达，也方便我们去轮换填充的内容，映射不同的主题。”

第三天和第四天大家的想法都围绕着“北漂沪漂”的大方向展开。

赵亮提了一个结构上的建议：不要从“东北人来上海”这个角度切入，而是反过来，从“上海人看东北人”的角度切入。

“你想，”赵亮说，“观众里有不少上海本地人。你上来就说‘我是东北人，我来上海可惨了’，上海观众一听——哦，又一个来诉苦的。但你换个角度，先把观众捧起来，他们开心了，你再抖你自己的包袱，他们才愿意听。”

雷刚想了想：“你的意思是制造反差，自嘲？”

“我觉得自嘲比较合适。”赵亮说，“聪明人干蠢事，才能出包袱。”

雷刚点了点头。

两个人确定主题和组织形式之后，就开始试着对段子。雷刚站在台上，赵亮坐在台下。没有完整的剧本，就是一句话一句话地往外试。

小陈在旁边拿着笔记本记。他是中文系的，文字功底好，有时候雷刚和赵亮在台上对完一段，他会说“这句话换个说法更顺”，或者“这里加一个铺陈表意会更清楚”。

情景剧的方向也终于有了一个雏形。

主意还是老周贡献的：“你们说情景剧要跟‘等待’有关。我就想到一件事，我以前厂里有个女同事，叫小顾，每天下班之后不走，坐在厂门口的台阶上等她老公。她老公跑长途运输的，有时候一走就是十几天，每次都是大晚上才回来。小顾每天等，等到了就回家做饭，等不到就继续等。有人问她你怎么不打电话，她说打了，他说在路上。”

“这个好，”小陈说，“有一种文学感。”

“但这个不好笑，”雷刚说，“而且它映射出的现实是比较心酸和沉重的。”

苏屿说：“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表达削弱这种感觉。”

雷刚看着他。

苏屿说：“我们之前的‘租房记’其实也是一个心酸的故事，但它之所以好笑，是因为大量的喜剧情节和主人公表现出的无厘头的状态。同样的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去找两者平衡的那个点。”

雷刚想了一下，“你大概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苏屿想了一会儿：“一个人在等，但一定是小顾等她老公，可以是任何身份，任何故事。比如一个孩子等离家很久的父亲的电话、一个考试结束后的学生等录取的消息、一对远渡重洋的笔友等对方寄来的明信片。在等的过程里，这个人会做一些很荒诞的事情来打发时间——比如跟路过的猫说话，比如数对面楼窗户亮了几盏灯，比如假装自己是个很有身份的人。这些东西是好笑的，也可以用意识流的手法来呈现。但笑完了之后，观众会意识到，等待这件事其实是很无奈、很卑微的。”

“行，”雷刚点了点头说，“这个方向定了。但细节我们得继续磨。苏屿你来演这个‘等人的’，我演——”

“别演你自己了，”赵亮打断他，“你演那种嘴贫的角色演太多了，观众看腻了。演个反差大的。”

“什么反差？”

“你演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赵亮说，“跟你本人完全相反。一个不怎么说话的路人，偶尔冒一两句，其他都通过肢体来表现。观众会好奇、会等、会期待——他什么时候开口？他会说什么？效果会很好。”

雷刚想了想，觉得有道理。

接下来的日子，有戏剧场的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地排练各自新的剧目，敲定最后的细节。

每天晚上排练结束之后，五个人围坐在舞台边上。面前摊着A4纸和笔记本，对彼此的剧目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看感受，看看还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苏屿和老周还要负责，帮大家做好场控。比如找到合适的背景音乐，跟着情节的发展对应好哪一段，比如演员想要什么样的灯光效果，舞台的置景应该怎么做，需不需要一些额外的道具。

赵亮来了之后，有戏的排练氛围变了一个样。

之前时间不够，人手紧张的时候，排练往往是雷刚一个人在台上磨，其他人提高效率，各干各的。赵亮有之前在文工团的经验，上手很快，还能指导他们，大家都松了口气。

雷刚看着这一切，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感。

“我感觉你变了。”苏屿有天晚上说。

“变了什么？”

“你之前很焦虑，晚上睡觉都翻来覆去的，但是这两天明显放松了很多。”